“我并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家，”他说，“我给他们发过一些简历，但这些人似乎都不是很合适。看看这个，你会比我更了解。”

在仔细阅读了这份机密的招聘指导书后，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位中情局招聘官员所需的人选：如果一个艺术家擅自从事这一“艺术”，那么他很快就会被投入联邦监狱。他们需要的是过去的那种伪造者。从技术上讲，这对我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工作所需要的不过是手眼协调的能力和伪造材料的能力，而这些我自然都具备。

回到家后，我开始查阅与中情局相关的资料，看得越多，我就对它越感兴趣。我可以为我的国家服务，可以周游世界，而且还可能会影响时下的重大事件。我将我的一些艺术作品和样品——其中包括一枚保加利亚邮票、美元的局部临摹图以及部分中国草书，一并打包寄给了盐湖城的这名中情局招聘官。几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前往华盛顿的通知。

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我接受了多轮不同级别的面试。显然，他们喜欢我的这些样品，而我的作品的质量也是无可挑剔的。最后，问题转到了道德层面上。与我会面的是技术服务处（TSD，后于1972年更名为技术服务办公室）的副主任西德尼·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他将负责我的最后一轮面试。

“你知道的，托尼，”他说，“有的人在执行我们所安排的任务时可能会遇到问题，比如说你要违反外国政府的法律，你要向那些想知道你工作单位或工作内容的朋友和家人撒谎等等。你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吗？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我对他的这番话进行了认真考虑。这将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某些通道将会被关闭，而即将打开的这扇门却只能靠想象。但我并没有犹豫。“戈特利布博士，在我看来，未必每一个人都会关心这个真相，”我说，“尤其是当你的国家需要你恪守秘密时。”

他站起来同我握手。“你在这里会很出色的，托尼。”他说。

最初，我被分派到了中情局的制图部门，具体是在艺术棚工作，同时学习如何与语言学家和研究国外旅行及安全控制的专家进行合作。

作为艺术家，我们主要负责复制用于执行行动任务的个人身份文件，比如旅行和租赁“安全房”或酒店房间。另外，这些个人身份文件也可以用于潜伏行动、“伪旗”招募（即用冒充身份吸收对象）、诱捕行动或跨境行动。有时候，我们也会通过这种造假来诋毁个人和政府的声誉，我们称其为“秘密行动”。我们制作的其他文件还包括虚假情报、日记、车尾贴，以及任何可影响时下事件的图形物品。我们几乎可以复制任何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而唯一不能伪造的就是事关国家治理的“器物”，比如说货币。在当时，伪造其他国家的货币被认为是战争行为。但用传单而非弹药来轰炸一个国家，这倒是我们所乐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