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法律不一定是指一国内现有的成文实在法，因为这种实在法本身就可能是违背道德的更高法的，如自然法和国际法。刑法罪责是由审判罪犯的法庭来确定的。就德国情况而言，先是由在纽伦堡的国际法庭追究纳粹首恶们的刑事责任，然后德国司法机构继续追究犯有重大罪行的纳粹分子。对刑法责任的裁判归法庭所有。”在一个广播电台主持人就这部影片访谈我的节目中，我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四种罪责中最容易说清和辨明的罪责：刑法罪责。我假设，影片中被政治笑话讽刺的那位总书记昂纳克如果有具体可确认的人证、文书证明他下令对翻越柏林墙的人开枪，那就不是什么道德良心问题、政治觉悟问题或者形而上的良心感问题，他就要负最简单可辨，但惩罚最清晰、有形的刑法责任。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审判江青等人也是追究他们的刑法责任而没有追究他们协助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责任。我记得当时的起诉书曾经追究过江青对批示发布“一打三反”文件，直接命令各省杀害张志新等一批思想犯的罪责。著名作家老鬼好像也是在那一批被判过死刑。其实，更难以认识和自我反省的是另外三种罪责：一国人民对自己“亲手缔造”的政治体制、国家机器所造成的暴行（不管是对本民族还是对外族）的政治责任；一个普通人在冷漠面对和沉默不语地处理自己的邻居、同事、亲人、朋友被迫害或夺去生命的道德罪责。

对于保留档案，我还有一种猜测。我想当事者或许还有一种长远而深沉的考虑：此举可以逼迫整个民族做道德思考，可以为这种道德审视和精神分析保留素材以及坚实可信的病历和病例，这样做就可以对民族的心理创伤进行治疗。我隐约听说这个保留档案的决定是一位女部长做出的。但是，其实应该认为是整个德意志民族做出的这样决定。或许，他们相信自己这个民族能够面对自己的内心，能够承受这一份对自己良心的拷问；也许，他们是否还会存着些许希望，可能的话，有的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会坐到一起对面看一眼，还有的监视者和被监视者可能像影片中那样彼此面对，生出些理解或者愧疚，或者在牢记之后宽恕。

在战后反思时，雅斯贝尔斯曾经指出：“除非先有个人的自我审视，不可能有集体的（真正）自我分析。如果个人能够首先做到，然后以交际的方式真正汇集到一起，那么就能扩大为许许多多人的意识，这种意识可以称为民族意识。”我想，如果能够面对，当然绝大多数人并不能像影片中那样发现自己被勇敢地保护过而是受过批判、迫害、告密，发现自己曾经被学生、朋友、爱人反戈一击，被别人踩在头上以显示正确从而火线入党。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进过两个大学一个研究所，所到之处都能听到许多这类反目恩怨故事，其中有的还十分惨烈。但是，只要他们能够自己去面对那些记录，甚至勇敢地互相面对，这对受害和迫害双方都可能成为一种心理疗伤。为了请教《别人的生活》中的台词，我询问电影学院的德国回来的博士，她告诉我德语中有一个词已经成为独立常用的词“费呀拜德”就是“疗伤”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