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中国，许多朋友圈子里都有一两个模仿各个时期最高领导人口音的天才，我们在聚会时经常看到这类表演是可以出节目的。电影里，安全局餐厅里的气氛一下松快了。在这样的鼓励下，阿道夫·史蒂乐说完自己的笑话：“太阳说，我为什么不说话，你知道吗，我都忍了你一天了。因为这时候太阳落到西边去了，它敢说出真话了。”库尔威茨上校不但跟着大家一起笑，他余兴未尽，自己也说了一个：“知道昂纳克和电话有什么共同之处吗？都是拿起来，拨出去。”看来，他自己也对这类笑话感兴趣。

这是德国影片《别人的生活》中一个有趣的段落，它跟主线情节并无直接联系。但从剧作上来讲，这里的戏剧情景设计轻巧，挖掘深入，写得很有功力。编导把这么一个小闲笔写得峰回路转而富有张力，这种十分有意味且与影片叙事隐隐勾连的“闲笔”在影片中还有好几处。作家偷偷请邻居大妈帮助系领带和主人公奥普曼·威茨格尔在电梯里遇到一个拿着足球的小孩都是这类看似对叙事没有用而写出重要转折或者戏剧张力的笔触。

这一笔对交代影片的政治氛围，准确地定位主角行动于其中的境遇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这个场景，我可以清楚地认定：这故事开始时的1984年不是乔治·奥威尔的那个1984年。到这个故事开始时的1984年，人民互相监视、老大哥一言九鼎指引人们和国家的方向还跟《1984》的准确预言一样。但是，在很多领域老大哥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这是一个后极权社会，在这里，恐怖余威还在维持，但政治禁忌已经松动，苦心建立起的文化观念、反复灌输的意识形态已经接近坍塌。

这看似无用的笑话闲笔降低了主人公奥普曼·威茨格尔行动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他的勇敢行动不再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而只不过是少害点人，他就是有点“渎职”行为，没有为国家机器立功而受到惩罚也就是被发配去拆信。编剧和导演没有随便让自己的主人公当英雄。

在纳粹时期，人们所处的是极权主义社会。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一切资源彻底被最高统治者所掌握，统治者的统治范围不仅仅局限在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而且对经济、思想、文化，甚至日常生活都要严密控制；全体社会成员不但被剥夺一切最基本的权利，而且还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到统治者的意志中去。在那种社会，我们必须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生活、结婚、做爱甚至死亡，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如果拒绝参与或者仅仅是不积极参与（有时甚至是仅仅被怀疑不积极参与）那个意志，就必然要受到迫害甚至镇压。而影片《别人的生活》描绘了一个后极权社会，在这种统治下，虽然人民的权利也常常遭到践踏，但是，统治者的统治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后极权社会的统治者通常只求掌握政权、军权以及一部分财产权，却掌握不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后极权社会，人民有一定的自主权利和选择权利，统治者也管不了人民的意志是否与自己的意志有差别。这时候，行动和思想的空间大了，自己的话语也随处可见，包括在许多官员的言谈中。这时候，你自己要遵循那无人看守的规矩是你自己的爱好；地上那个圈子已经不是孙悟空用金箍棒画的，而是小孩在沙土地上涂抹的，如果你自己跟自己说不能出圈子跳舞那只能说是你自己愿意。这种情况下，人们大多不是由于被迫或避险，而是由于思维的懒惰、逃避自由的天性，由于我们行为的惯性造成的“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