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滚滚，不舍昼夜。重云开裂，日光如电。”（第174页）这句话的问题，与前句话相同，都一样缺乏新鲜感和诗意感。

“北风遒劲，遍地白霜，红日初升，……我不怕，我是泰山顶上一棵松，抗严寒斗风雪胸有朝阳。”（第89页）这句引文中的前半句，是“我”的叙述语言，--因为过于书面化，便给人一种极其呆板的印象；后半句则是“我”的妻子王人美说的一句话，--因为戏仿“样板戏”，所以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另，“遒劲”一词，一般是用来形容书法的“笔力”和“风骨”的，不能跟“北风”搭配。

用词不当，也是莫言作品较为常见的毛病：

“……顽抗政府，辱骂工作人员……”（第128页）

“顽抗”似乎只可作不及物的动词来用，而不可以当作及物动词来用。

“一户人家，突遭变故，父母双亡，只余下十八岁的姐姐与襁褓中的弟弟，万端无奈中，姐姐将自己处女的乳头塞到弟弟嘴里，几天后之，竟然有乳汁分泌出来了。”（第187页）这句话将“万般无奈”误用为“万端无奈”，问题虽小，但可以见出一个作家在写作上的态度。

古人讲，“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一切伟大都是从细小处开始的。一个好的作家，就是在一字一句上，甚至一个标点符号上，也从不马虎的作家。

五获奖：几句多余的话

随着最新一届评奖结果的揭晓，“茅奖”又成了人们谈论和争论的话题。其实，文学评奖，就其本质来说，从来就是“趣味”和“偏见”的产物。无论多么公正的文学奖，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和“公正”，而“失误”则是文学评奖几乎难免要打的“磕绊”。人们谈论起“诺贝尔文学奖”，也许会为托尔斯泰、契诃夫、易卜生、勃兰兑斯、卡夫卡、鲁迅、哈代、毛姆、曼杰什坦姆和伍尔夫等人没有获奖愤愤不平，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诺奖”的关注，并不减损人们谈论“诺奖”的热情。对“茅盾文学奖”，亦应作如是观。

长篇小说《蛙》获得了最新一届的“茅奖”。然而，获奖与其说是终结，毋宁说是开端，--它不应该被当做对一部作品的“盖棺论定”，而应该被当做它接受社会检验的“剪彩仪式”，换言之，它在接受鲜花和掌声的同时，还必须承担这样一个义务，那就是，接受更加挑剔的阅读和更加严格的批评。

然而，在我们这里，文学评奖似乎越来越偏离“文学”，越来越被庸俗化。文学评奖成了作家的最高“梦想”，成了与地方政府的“政绩”相关的事情，甚至被当做具有商业色彩的交易行为。就在“茅奖”揭晓不久，有位评委，就在自己的博客里，声高气壮地说：莫言早该得茅奖，这是“茅奖”欠了他的；今天“茅奖”终于给了莫言，也可以说是茅奖还了他的债。他不知道，文学奖与作家之间，不存在债务关系。“谁欠了谁的”这样的说法，只有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发生了商业性质的契约关系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然而，就我所知，中国作协似乎从来不曾与任何作家，就“茅奖”问题，签订过商业性质或其他利益前提下的契约文本，所以，也就根本谈不到欠债与还债的事情。职是之故，即使“茅奖”的评奖确实有失误，确实很让一些人觉得不爽，那也无妨各行其便：不满的，可以发泄怨气，得了奖的，可以扬眉吐气，体验“云开日出”的快乐。至于“欠债”与“还债”，胡为乎谈哉？

所以，与其贸然说某项文学奖“欠某作家一个奖”，还不如平心静气地问那些获奖作家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奉献给读者的作品，配得上我们所获得的奖赏和荣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