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莫言红得发紫，想做一个谦虚和坦率的人，已经不成问题。为使自己心安、进步，他想说一点真话--除非那真话是不能说、说不得的。

回头想想，其中可悲。

像他这种身份的人，做这些事也得“想”才做，那做起来确乎不易。这背后也就不光是环境畸形、精神扭曲等理由那样简简单单就能说清的。

为什么他开始时不太“想”呢？自我保护的需要？

在这么一种环境下，竞争惨烈，份额都是有限的，一个人多占一份，另一人必然少一份，争取一个机会，别人就少去机会。

他最初想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由于晚来，已过了报名的时间，总参系统的名额只有两个，他凭着自己的作品，受恩师徐怀中赏识，特批后破格录取，挤走的那一位呢？潜力或许有，只不过不太走运，从此挤到另一条路上。从那个人的角度来说，这种“破格”，也是“不公平”的啊。

当然，我不是说莫言不该“破格录取”，而是说在畸形的年代里，我们埋葬掉的天才太多，机会、出路那么少，真正跑出来“打造”人类灵魂的作家们，却禁忌自己。

对于莫言这样的著名人士，我们的期待当然更多，虽然说他有自己的选择权。选择“莫言”，是其权力的体现，他的父亲就告诫他，为免惹祸，少说为妙。

这是千年以来中国人的生存哲学。莫言继承了这样的哲学，实用、好用。在他人生的每一阶段，面对自己需要突破的东西，其采取的方略一以贯之。说明莫言超强的适应环境的生存力、应变力，从而在本质上，也就规定了他是一个比较安分的“良民”。

贾平凹曾在《病相报告·后记》中，说出自己对文学--主要是对小说的看法，认为文学可分主流的、闲适的和分析人性的三类。我们的传统里只有前两类：一者歌颂或揭露批判。歌颂则受人鄙视，批判则后世敬重，尊一声“×圣”。但无论迎合还是叛逆，紧跟政治与潮流的作品，都不可久。这就有了另一类，即性灵化地生存，享受人生，幽思玄想，清心寡欲，作文启人心智，后世称一声“×仙”。第三支的“分析人性”，在国外很发达，国内目前还不成气候。“先锋”作家多所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