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日本古代文论中，古代日本人对这种最高抽象的“道”，似乎没有任何感觉和反应，更没有人尝试对中国这一“道”做出阐述与理解。这最初在遣唐使、日本高僧空海编纂的《文镜秘府论》一书中，表现得相当明显。该书辑录了唐代及唐代以前的中国文论，却只对诗歌的语言形式、韵律、对属、文体、诗病等文字技巧层面的东西感兴趣，完全没有文学的本源论、本体论的内容。例如，该书多处辑录《文心雕龙》，却完全不涉及被称为“文之枢纽”的《原道》、《征圣》、《宗经》各篇，甚至对中国文论中大量的关于文学的社会功能的论述，似乎也没有兴趣加以辑录。《文镜秘府论》对日本后来的文论影响甚大，其影响也主要表现在：只关注诗文的技术、技艺的层面，对于形而上的“道”的层面缺乏探究的兴趣。由于这样的胶着于具象的思维方式，使日本在中国的儒学及朱子学、阳明学传入之前，特别是在18世纪的以反抗儒学为宗旨的所谓“国学”派形成之前，未能形成本土哲学，尽管也不是完全没有人进行哲学性的思考，但却没有形成形而上学及体系性的哲学，没有出现哲学学派，也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近代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说“日本没有哲学”，应该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没有哲学，高度抽象的名词就没有存在的根基；没有高度抽象的名词，哲学概念就无法产生；没有哲学概念，就无法形成哲学范畴；没有哲学范畴，也就难以进行抽象的思辨；没有思辨活动，就没有哲学的产生。于是，“道”这样的最高抽象的概念在日本无从运用。“道”作为宇宙本体的最高抽象，古代日本人难以理解，难以共鸣。即便是日本儒学的代表人物荻生徂徕也是如此。徂徕固然把“道”作为最高范畴，但他只谈“人道”，不谈“天道”，不谈宇宙观。认为“天”是神秘不可知的，人与天不同伦，因而人不能认识天。不仅对“道”的理解如此，与“道”相关的抽象概念，如“气”，如“神”，在中国古典文论中都是最重要的核心范畴，而在日本古典文论中，却使用极少，更未成为固定的概念。例如，“气”，在日语中已经不是中国的阴阳和合之“气”，而是人的感情、心情，与汉语的“气”的含义相去甚远。在日本古典文论中，能乐理论家世阿弥对“气”字也有少量使用，例如《花镜》一文中有所谓“一调、二气、三声”，其中的“气”指的是人的气息。又如，中国文论中常常以“神”来形容无限自由的精神世界，而日本则完全没有这样的用法。古代日语中的“神”只是一个名词，是具有超人能力的实在。“神道教”将天皇及其家族的人直接视为“神”，甚至后来民间的神道教将普通的死者都视作“神”。可见，拒绝玄妙的抽象是日本人思维的重要特点，在这种思维框架中，“道”在日本始终不能成为宇宙本体的最高抽象，就是可以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