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将“道”的抽象程度降低一些，又如何呢？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一些历史学著作中，例如在《左传》、《国语》等古代文献中，确实是将原本不能划分的混沌无名的“道”做了二分，即分为“天道”与“人道”。例如《国语?越语下》有云：“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国语?晋语》云：“思乐而喜，思难而惧，人之道也”；《左传?昭公十七、十八年》云：“天道远，人道迩。”在这里，“天道”与“人道”是“道”的次级范畴，“人道”的抽象程度较之“道”与“天道”为低。但是尽管如此，日本古语仍然没有吸收中国的“天道”与“人道”两个词。因为即便是“人道”，对日本人而言仍然非常抽象。本来，“道”除了具象名词“道路”的元初含义之外，所有引申义都具有概括与抽象的性质而对于日本人来说，既要使用这一概括、抽象的名词，又难以把握和理解高层次的抽象，于是，只有将“道”附着在具体事物之后，与具体事物联系在一起，方能获得他们需要并乐于使用的新名词新概念。

于是，第一步，日本人将中国的最高抽象之“道”，乃至“道”中的“天道”，按下不问，而只将“道”作为“人道”看待。这也是中国的老庄哲学之“道”与儒家哲学之“道”的区别。由于日本古典哲学思想的主流是儒学，因而儒学对“道”所做的“人道”及“圣人之道”的规定，在日本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除了日本儒学中的朱子学、阳明学的儒学家之外，一般日本人又在“人道”之“道”中，避开了抽象的“性”、“理”的内涵，而以“道”集中指称人的学问或学艺。在这种语境下，只有人的学问或学艺之事，才可以称之为“道”。于是，“道”就与日本古代文学、古代文论有了密切的关系，并成为日本文论的核心范畴。以“道”为中心，古代日本人开始了持续不断地“造语”活动，由此而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文论与美学的概念与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