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4月18日召开的亚非会议（万隆会议）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亮点之一，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促使了这次会议的顺利进行，而会议最后宣言中提出的十项原则更是对新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延伸。

二战的结束掀起了20世纪第二次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许多亚非拉国家尤其是亚非国家正是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独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有大约30个亚非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但同时仍然面临着巩固民族独立的任务。而亚非的其他一些国家还在为民族独立而努力奋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53年，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建议召开亚非国家自己的一次会议。1954年4月，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五国在召开科伦坡会议的时候确认了这一提议。南亚五国因此成为亚非会议的正式发起国。

中国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接到会议邀请后，毛泽东主席决定让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担任代表团团长，并为会议进行了周密的准备，最后确定了参加会议的战略方针是“在妥协中坚持原则，在和解中达到目的”，“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事实证明，这一原则在亚非会议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中国代表团的行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台湾国民党得知是新中国而不是台湾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后，决定采取破坏行动，即暗杀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代表团成员。由于当时新中国的条件有限，中国代表团决定租用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根据原定的行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将于4月11日下午13点从香港飞往雅加达。台湾当局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进行暗杀活动。当时，台湾在香港的特务花费60万港币收买香港机场的清洁工周梓铭（化名周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右翼轮舱处安装了定时炸弹。飞机起飞五小时后爆炸，飞机上乘坐的11名中国代表团成员和中外记者全部遇难，同时遇难的还有五名机组成员，只有三名机组成员生还。当时，周恩来总理因临时改变行程（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在参加亚非会议之前，周恩来总理去缅甸与埃及、阿富汗等国总理进行会前的会晤）而幸免于难，并得以继续前往参加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