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风险与理念

任何创新都是一种探险活动，面临着不确定性。如同商界企业家一样，制度企业家也是要冒风险的，有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之所以如此，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对社会需求的判断可能并不准确，社会生活有太多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原因是前面讲的二阶囚徒困境带来的风险，他们必须向现行的规则挑战；第三个原因是他们之间有着激烈的竞争。判断客户的市场需求不容易，判断社会发展的大势则更难。即使制度企业家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也面临习惯于旧规则的人们的短期内不认同，这种不认同可能是出于既得利益，也可能是出于理念，甚至只是人性的惰性使然。持不同政见者受到的迫害我们耳熟能详，但历史上那些制定“大规则”的第一类制度企业家所付出的个人代价则经常被普通人忽视，后人记住了他们伟大的名字但忘记了他们所忍受的痛苦（以常人的角度看）。纵观历史，伟大的制度企业家活着的时候有好运的并不多。孔子一生生活凄惨，周游列国时如“丧家之犬”；苏格拉底由于其学术激怒了雅典公民，被雅典民主政府判处死刑；耶稣被罗马帝国犹太行省执政官本丢彼拉多判处在十字架上钉死；朱熹生前被斥为“伪师”，其学术被斥为“伪学”，其学生被斥为“伪徒”，71岁时忧愤而终。由于这个原因，想做制度企业家的比想做商界企业家的少之又少。

制度企业家冒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相互之间的竞争。衡量制度企业家成功与否的标志是他们所提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有多少跟随者，如同衡量商界企业家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他们的产品有多少消费者一样。但思想和规则市场与产品市场有两点重要的不同：第一，规则市场上“赢家通吃”是通例，商品市场上“赢家通吃”是特例。制度企业家之间的竞争类似微软平台和安卓（Android）平台之间的竞争，或不同3G标准之间的竞争，比普通的产品市场更具你死我活的特征--在专制制度下更是如此。第二，规则市场的竞争是长期的历史竞争，制度企业家的“客户”经常是制度企业家身后数百年才出现。比如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间的竞争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见分晓，到秦始皇时代法家（霸道）占据上风，到西汉初期道家占上风，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才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时已是孔子去世后近350年，而魏晋南北朝隋唐期间，佛教又成为重要的竞争者，有时甚至占据上风。北宋之后，由于朱熹的努力，儒家才重新夺回阵地，直到五四运动。而从政治制度看，自秦始皇之后，统治者一直是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记》），所谓“阳儒阴法”或“外儒内法”。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又是内外皆法（家）。而在“打倒孔家店”口号喊出近一百年后，儒家又重新受到重视，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国开办其连锁“孔家店”（“孔子学院”，仅就名字而言，但也足以说明问题），更不用说学术界对儒学的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