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和洛瑞站在礼堂门口时，一位演员对着我们大喊：“嘿！一号！”他喊了好几次，最后我终于意识到，我那天穿的球衣号码是一号，他是在跟我说话。于是，我们走过去，见到了布莱恩·坎特，从北卡罗来纳州金斯顿来的小伙子，23 岁，工作岗位是后台的音响系统师。

布莱恩鼓鼓的肱二头肌和像来自梅伯里一样的重重的口音，和我印象中的国际志工团体组织剧组成员的形象完全相反。我们谈了几分钟之后，立刻就对彼此产生了好感，于是，当他提出邀请我们参加演出的想法时，洛瑞和我立即就答应了。

第二天晚上，洛瑞和我站在前排，和来自25 个国家的100 名年轻人一起，演唱并表演。在舞台上看到这些差异很大的人在一起协同合作，我不禁在想，为什么整个世界不能像剧组这样合作起来—黑人、白人、亚洲人，来自不同国家、宗教和背景的人。

当时，我从来没有走出过国门，只乘过几次飞机，而我所接触到的其他异国文化主要来自电影。但随着布莱恩演唱闭幕歌曲《我们将在那里》时，我俯身告诉洛瑞，“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演出结束时，剧组采访了17~26 岁所有想随同国际志工团体组织剧组周游世界的年轻人，我观看了20 分钟的录像，并在采访后填写了一份申请。两个月后，我接到了来自国际志工团体组织招聘主任格伦·谢泼德的一封信。在8 000 名申请人中，我是全球500 名被选中参加5 场国际演出的演员之一。

对于一个已经申请了几十所高校并遭到绝大多数学校拒绝（除了仅剩的两所以外）的年轻人，这是一笔不错的交易。所以，我寻求父母亲的意见，问他们我是否可以在上大学前先休息一年，随同国际志工团体组织剧组周游世界。感谢上帝，我的父母颇具远见。 接下来唯一的障碍就是成本。费用是7 300 美元（早在1987 年，这是一大笔资金）。另外，我需要一张往返图森的机票，还有零花钱。我的父母当时并没有那么多资金。他们对我说，如果我想去随同国际志工团体组织剧组周游世界，我就得自己筹钱。

国际志工团体组织鼓励我筹款，并寄给我一本小册子，上面有超过100种筹资的方法，但那时候已经是4 月份，所以我只剩下大约90 天的时间去筹集8 000 美元了。这件事成了我年轻时建立人际关系，并感受人际关系的力量方面的重要课程。

汤姆·弗朗斯和萨芬扶轮社为支持我筹款，举办了一场意大利面条筹款晚宴。我父亲和我在我们的教会举办了“与汤米一起做煎饼早餐秀”。我的母亲带人烹制了煎饼和香肠，而从学前服务室到地下室自助餐厅，牧师和修女帮我指引着老顾客们。我高中时代工作过的麦当劳公司为这场活动捐赠了食品。大约500 人出席了活动。我的邻居华伦夫人，在百事公司全球总部工作，她鼓励我给百事可乐写了一封信，要求它作为这项活动的一名赞助商。作为回报我告诉他们我会穿着百事可乐的T恤衫，在我的手提箱上贴上百事可乐的标签贴纸，并向全世界人民宣传百事可乐的品牌。于是百事可乐也来帮忙了—他们给我赞助了3 000 美元。我们还举办了一场抽奖，奖品是一部索尼随身听和一年的达美乐比萨饼供应（达美乐比萨公司是我工作过的另一个公司），我的球队队员则帮忙售票。我还出售了自己的股票—我写信给上百位亲友说，“汤米·斯波尔丁公司”将会改变这个世界。他们可以期望股利—我会为这个世界创造价值。通过预售我的股票，我筹集了1 000美元。当最后期限到来时—三个月刚好过去，我有了我需要的8 000 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