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年7 月，我离开了家乡，加入了国际志工团体组织队伍。我花了一年的时间，随同国际志工团体组织剧组周游世界，成为20 个国家的演员组成的百人队伍中最年轻的成员。它帮助我获得了难能可贵的高度自信；和不同背景、种族和文化的人一起工作的经历，是我受用一生的经验。我们团体成员之间关系密切，彼此之间建立起了高度的信任。我能够承担风险，承受失败，获得成长，并找到自己未来的路。我和朋友们建立了珍贵的友谊。在我人生顺利的阶段，友谊使我更加顺风顺水；而在我人生首度遭遇巨大灾难的时候，友谊给了我爱的力量。

一天，我们剧组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泉酒店，剧组的经理告诉我，我家里来电话了，他带我到酒店行政楼，接听电话。那时候还没有手机，也很少有人打电话，因为每三天就会换一个地方演出，有电话往往都是带来坏消息。我担心我的爷爷奶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接过电话，听到我的父母都在电话的另一端哭泣。他们告诉我，洛瑞·诺兰（我的初恋和我七年级以来一直约会的女孩）在斯普林菲尔德学院死于脑膜炎，她去世时，刚好是她19岁生日的后一天。

洛瑞不仅仅是我的初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在我们学校非常受欢迎。作为一名运动员，洛瑞擅长打篮球、冰球和曲棍球。她去世后，我们所在的高中永远地注销了她的号码，不再启用，她被记入学校的田径名人堂。不计其数的亲友都来参加葬礼，我也赶去了。我的泪水无法抑制地从脸上滚滚落下，因为我看到了她静静地躺在棺材里，她才刚刚19 周岁，穿着舞会时穿的有蕾丝花边衣领的紫色礼服。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最亲近的人离我而去。它告诉我，我不能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理所当然地属于我，未来没有对我们任何人许下承诺。

斯普林菲尔德学院给了我一年的时间延期入学，这使我可以跟随国际志工团体组织周游世界。但是，洛瑞去世后，我再也不想去斯普林菲尔德学院读书了。当我参加完洛瑞的葬礼后，我重新回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国际志工团体组织队伍，我告诉我的好朋友布莱恩·坎特说，我要就读于一所新的学院，在这个国家过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布莱恩问我是否听说过东卡罗来纳大学。实际上，我的表姐乔伊·威尔士曾毕业于这所学校。那里听起来像是一个伟大的地方，但我告诉布莱恩，我的成绩可能进不去。布莱恩打电话给他的父亲，帮我安排了一场面试。于是我趁着团队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中途停留的当口，前往格林维尔，在那里，我的表哥赶来接我并带我去面试。最终，他们同意接收我，等到秋天我在国际志工团体组织的巡演结束后就可以入学。

对我来说，似乎在我人生的每一个节点，都是人际关系的力量影响了我的前进方向。实际上，我和布莱恩·坎特在许多方面完全相反。我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犹太人。我是共和党人，他是民主党人。我是北方人，他是南方人。我是纽约巨人队的球迷，他则是新奥尔良圣徒队的拥趸。然而，在高中礼堂里的一次偶遇所播种下的种子，却开花结果成终生的友谊。20 年后，布莱恩是我走得最近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