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中肯的是，托克维尔还指出了美国的另一倾向，即不论我们要做什么，不论这件事有多么严酷，多么不公正，或多么前后矛盾，却总要设法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杜鲁门关于台湾的声明可能是由艾奇逊代为捉刀，堪称这种类型的大手笔。声明开宗明义，在第一段中就偷天换日，把一国的“侵略”行为转换为抽象而又全面的共产党进攻。言外之意，就是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在共同致力于“武装入侵和战争”。但声明中却不具体点名哪个国家，因为美国不愿意与苏联直接对抗。接着声明便用“它”这个既抽象，却又无所不包的先行词做主语，借以泛指共产主义。声明说“它”蔑视安理会谋求和平与安全的指令。这两句给所有共产党定性的话就为打击红色中国确立了合法的理论基础。同时还把臆想中的真正罪犯——苏联——干净利落地放了过去，因为觉得直接向它挑战太危险。这不仅是由于红色中国相对较弱，而且因为美国国内要求援助国民党的势力把红色中国视为明确的对抗目标。这样一来，杜鲁门便为“中立”台湾制造了合法借口，同时，也抵消了与共和党人和援蒋院外集团的潜在对立。在最后一句中，这份声明又耍弄了另一个合法的花招。既然在第一段中就已裁定中共蔑视安理会，这就意味着红色中国是无法无天、不负责任的国家。于是，声明不仅不声不响地把杜鲁门1月5日关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的那项声明一笔勾销，而且又将台湾的法律地位抛到了国际舞台，由国际社会来处理。该项声明硬性规定，台湾的地位要等到太平洋地区恢复安全、日本签订和约后再定，或由联合国来考虑，而当时红色中国甚至还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中国共产党人无法像托克维尔那样洞察美国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想法。因此，也不理解美国有何必要来为伤害他国人民制造合法口实。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中国的领袖们一定会感到，他们所面对的国家是一个既无信用，又不可靠的国家。这难道还有什么奇怪吗？本来红色中国就没有派出过一兵一卒，中国共产党政府也没有说过一句威胁的话，然而共产党中国却被扣上了“侵略者”的帽子，而且第七舰队又被安插到中国大陆与台湾省之间。红色中国人非但没有把杜鲁门这一举动看做是转移国内困难所必需的政治行动，而且把它看做是对中国主权的直接挑衅，并且担心，这只是美国帮助国民党阴谋重新夺回大陆的第一步。

在杜鲁门发表声明后的二十四小时内，中国的外交部长周恩来便在一次活动中发出了第一个信号，提醒美国政府注意中国政府的立场。几天以后，毛泽东再次发出信号。这两个信号率直而又清晰，倘若华盛顿在细心倾听，两个信号早已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维护他们所珍视的重大民族利益将要采取的立场。周恩来部长谴责杜鲁门的行动是“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完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毛泽东说美国自食其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他号召中国人民“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一切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