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和许多其他大的新兴经济体都在遵循类似“二战”后日韩以及中国台湾所采用的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当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上时，所有这些繁荣经济体的发展速度都从9%~10%下降到5%~6%左右。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的定义是，一个国家以美元计价的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4 000美元。日本在70年代中期达到了4 000美元，中国台湾和韩国在随后的20年中也达到了4 000美元。请注意，这些都是经济发展史上极为成功的案例，因此它们代表了最好的情形。

在所有这三个案例中，经济放缓的主要警示是经济学家所谓的“结构性膨胀”：要求更高工资的工人数量突然增加，表明以前无穷无尽的能够以最低工资来满足出口工厂所需的劳动力队伍再也不复存在了。中国在2010年突破了4 000美元的大关，同一时期，工人要求更高工资的呼声日益变大。但很多观察家仍然认为，中国能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轻易跨越这个障碍。

同时，西方投资者对美国和欧洲的活力丧失了信心，有点绝望地转向了东方和南方。在2009年和2010年，数千亿美元流入了新兴市场的基金，对波兰和秘鲁、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几乎不加区别。这种“宏观狂热”——沉迷于全球宏观趋势——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至少在繁荣时期暂时是正确的）：在评估任何特定资产类别时，所需的仅仅是对世界经济大势的了解。结果是，所有主流新兴市场的股票走势越来越同步。2011年上半年，新兴世界中表现最好和表现最差的主要股市之间只有10%的差别，这是历史最低水平，同时也是羊群效应的一个危险提示。

这正是世界在进入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所犯下的相同错误，那时所有高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都以某种形式被视为下一个日本。在华尔街营销人员和畅销书的鼓动下，现在很多分析师和投资者都在就财富从西方向东方的大转移，以及未来贫富国家之间的趋同做出大胆设想，认为新兴国家的平均收入正在迅速赶上那些富裕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销售噱头，但却扭曲了现实，因为新兴市场彼此之间是极为不同的。

首先，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大相径庭。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美元，发展潜力要远低于人均收入处在5 000美元之下的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高收入并不一定会转化为技术实力：匈牙利与巴西和墨西哥处在相同的收入水平，但有90%的匈牙利人使用移动通信服务，而在巴西和墨西哥，这一比例只有40%。

各新兴市场的债务负担也极为不同，即便是中国和韩国这些近期的成功国家，其个人贷款和企业贷款相对其国内生产总值而言，都同许多受债务所困的发达国家一样，相当沉重。韩国人一般都有3张以上的信用卡，背负的债务超过平均年收入，而只有不到1/3的巴西人拥有信用卡。面对西方问题，新兴市场的脆弱性也表现为很多形式。许多亚洲国家仍然依赖对西方的出口，而很多东欧国家则更多地依赖西方提供的贷款来推动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