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外部观察家坚信，中国领导人可以继续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领导中国的发展，甚至当这些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将回调促成这种增长的开支和借贷时，观察家们仍持此观点。在跟中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国内投资者交谈时，中国领导人没有局外人的那种盲目乐观。多数外部人士通过购买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发售的股票而押注中国（比如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上市的大宗商品公司），因为上海股市大体上仍然不对外开放，但这让上海成为一个很好的晴雨表，反映了国内投资者对未来的信心。中国股市现在基本回到了2006年底的水平，而到2011年末中国股市上涨幅度基本为零。

邓小平时代的终结

中国比大多数国家更愿意面对经济表现中令人失望的一面，自从邓小平把实用主义变成中国的国家主导思想以来就是如此。但是邓小平所引发的使命感正在消退。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唤起了这种在数十年中推动改革的意愿，而中国或许是唯一一个让改革遵循可预见的周期的国家，这基本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为经济制订的五年规划。在改革开放前混乱和灾难性的社会试验之后，自1977年以来，历届大会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改革目标，而政府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实现了。

我们还不清楚中国为何能保持这种动力。一种说法是执政党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成果和实现增长。但是许多意识形态破产的政权未能推行改革，最近的例子是突尼斯和埃及。另一种解释是国家强烈希望实现民族复兴，但是有很多拥有辉煌历史的国家，比如希腊和阿根廷，从来没能激发出同样的渴望。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中国的领导者有节奏地推进着改革，尽管冒了很大的风险。改革确实为个人和地方带来了更大的权力和自由，而这在过去被证明对中国政权的威胁最大。

放松控制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决心，中国最初从邓小平身上发现了这一点。在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复出。在随后两年内，邓小平让农村实现包产到户，让农村的收入和生产力取得了爆炸性增长。他还允许农民在城市的市场里出售自己的产品，在户籍管理制度上打开了一个裂缝，在此之前这个制度把农民限制在农村。没有户口仍然让多数农民工成为二等公民，因为在大多数城市中有了户口才能享受公共服务。但是规则已经足够宽松，让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重塑了中国。在一个拥有很长的农民起义历史的国家，高级领导人的确需要足够的胆量才能允许这种高度自由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