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开始提拔年轻一代领导人。他们今后将在农村继续开展改革，同时把改革延伸至城市：放松对国有企业的集中控制，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打开大门，取消对食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管制。

1989年之后，中国的改革者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低调。但是邓小平通过1992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南方视察进一步推动了经济改革的进程。在南方视察中，他强烈地认可了南方正在进行的市场试验。邓小平在早些时候允许沿海成立出口加工区，考虑到需要把出口商品通过港口运送到世界各地，以及每个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集结在沿海一带，这种做法具有充分的经济意义。

沿海地区是开始建设现代化经济的合理选择，这是一个普遍的模式。很多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出于政治原因尝试实现“空间平衡”，过早地寻求把财富向那些受到抑制的地区扩散，这包括永远不会成为开发基金投资目标的遥远的内陆地区。华人学者黄育川认为，空间平衡是“前苏联计划者的一个迷思”，是埃及、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南非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主要目标。邓小平认为，日益凸显的地区性不均衡是必须承担的政治风险，至少短期如此。黄育川称，邓小平在这一理解上孤立无援。邓小平还清楚地知道，这些沿海地区的繁荣将会吸引农民工。

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和整个地区的货币崩溃。由于全球需求减少，各地工厂闲置，北京开始精简臃肿的国有工厂，数千万名工人下岗，很多小型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房地产行业实行了市场化，首次允许私人产权的存在。在此期间，最大的举动或许是在2001年努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要求北京逐渐地降低贸易壁垒。中国正式向自由的对外贸易敞开大门。

如果说在历时25年（1978~2002）的改革中有什么主线的话，那就是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伟大贡献。如同斯特拉福咨询公司（Stratford）的马修·格特肯和珍妮弗·里士满所指出的，尽管邓小平在1997年去世，但他不仅亲手挑选了他的继任者江泽民作为最高领导人，而且还是江泽民的继任者胡锦涛的指导者和领路人。邓小平实行了大胆的举措，包括对外开放、放松户籍制度、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但是，这些举措已被增加社会福利、减少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影响以及重新分配经济蛋糕所取代。例如，除了2008年是个例外，中国从2003年以来每年最少把最低工资提高18%。来自各省的初步证据表明，2011年这一指标将提高21%。这种举措——通过改革让生活变得更容易，而不是让经济更加具有竞争力——在国家变得更为富有之后相当常见。在胡锦涛的任期结束之后，邓小平及其改革派或将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