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中不存在魔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引发了关于何种政治体制更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激烈讨论。但起作用的不是政治体制，而是体制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该政治体制的领导人是否理解经济改革的基本要素。任何政治体制——民主、独裁抑或其他类型——对一个国家能否脱颖而出产生积极影响的机会都是一半对一半。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此深信不疑，但出于写作本书的目的，我决定考察一下取得高速发展的国家——增速超过5%的新兴市场国家——在过去30年中的表现。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类方法，我的团队把各个国家分成民主和集权（包括君主政体和军政府）两类。我们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有32个国家的发展速度超过5%，这当中有59%的国家是民主政体； 90年代，39个高速发展的国家中有59%是民主政体；在21世纪的首个10年，53个国家中有43%是民主政体。纵观30年，124个国家当中有64个国家(占52%）是民主政体，跟我的预期基本吻合。

然而很多人仍然相信政治体制关乎经济成功。美国的政治家们认为民主和资本主义不仅是优秀的体制，而且相辅相成。但很多经济学家持相反观点，认为管理良好的集权体制更有可能产生快速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这种观点源自很多成功的发展案例，比如韩国和新加坡，都是集权国家，至少在它们的早期如此，现在中国也是这样一种情况。

然而，近距离观察自2000年之后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可以看到处于从集权向民主过渡的各个阶段的国家（或是从民主向集权过渡）。即便是既落后又集权的缅甸和哈萨克斯坦也在过去10年中取得了每年超过10%的增长，这表明在这活跃的10年中，不用怎么费劲儿就可以让一个基数很小的经济体获得发展。在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大学任职的亚当·普沃斯基指出了战后存在的类似证据：1950~1990年，在取得4倍经济增长的8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两个（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一直是集权制，一个（韩国）多数时间是集权制，两个（日本和马耳他）一直是民主制，三个（泰国、葡萄牙和希腊）在民主和集权之间摇摆。集权并不一定是一种优势，越南在各方面都学习中国，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看到，在越南，这种控制型经济并不奏效。

消失的消费者

由于确信中国将从出口导向型转向消费导向型，市场对于中国繁荣的信心得以维持。这不仅将会调整中国经济，也会重新平衡世界经济，增长缓慢的西方经济体现在有更多的机会向中国消费者出售产品。但是这种希望建立在一种错觉之上，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通过迫使人们储蓄，为投资新的出口工厂建立了巨大的资金池，有意地避免了消费经济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