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权力的衰落确实让新德里更加难以推行突破性改革，但是克什米尔邦、旁遮普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分裂运动的高潮早在几十年以前就过去了。另一方面，地区性发展正在把经济繁荣扩散到印度的各个角落，在产生更多的不受控制的裙带主义（不利于增长）的同时，也促成了新的消费次文化（有利于增长）的产生。区域化带来的复杂性是难以预测印度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些地区获得了经济发展势头，还有一些地区的发展正在减速。这也是为什么说印度继续作为脱颖而出的国家，可能性是50%。

南北差异

经济活力的中心正在从南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向中部和北部内陆地区主要的人口中心转移。如果说腐败问题妨碍了许多企业进行投资，但在一些省份也有很多例外。一些有能力的新邦长实际上正在扫除当地的商业障碍，消费文化在这些地区蓬勃发展。20世纪80年代，当印度最初开始改革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介于3%到5.5%之间，主要受到南部的卡纳塔克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出现的技术和外包行业所推动。1981年，最发达的邦的收入比欠发达的邦高出26%，而这个差距到2008年扩大到86%。

可以预见，这在南方诸邦中滋生了自大情绪，他们带着警觉和怜悯的心态看着人口众多的北方诸邦迟迟不能赶上，这早已变得司空见惯。南方人则认为自己工作更加努力，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为参与世界竞争作了更好的准备。比哈尔邦是印度北部最大的邦，发展也最迟缓，成了南方人的笑柄。他们戏称，印度可以放弃克什米尔，从而结束跟巴基斯坦持续不断的边界纠纷，只要巴基斯坦同意也收下比哈尔邦。比哈尔邦不仅是唯一没有参与印度首次经济腾飞的邦，实际上在1980~2003年间该邦的经济还发生了下滑（9%）。此后不久情况开始转变，最近几年北方的发展速度开始超过南方。南方各邦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在2007~2010年间从7%下降到6.5%，而北方诸邦则从4.5%爬升至6.8%。

促成印度其他各邦崛起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能力更强的领导人的当选。瑞士信贷近期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在过去的20年中，很多邦都曾经历过快速增长，但这当中仅有一次是在国大党邦长的领导之下。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印度10个大邦中仅有两个邦是由国大党领导的，而在20世纪80年代是8个，60年代则是所有的10个邦全部处于国大党领导之下。同时，在其他党派的领导下取得经济成功的例子则比比皆是。

最明显的例子是偏远的比哈尔邦，它曾被V· S·奈保尔称作“文明终结的地方”。随着选民对普遍存在的混乱的一波厌倦，尼蒂什·库马尔邦长在2005年就职，此后发动了一场野心勃勃的运动，为这片无法无天的土地带来了秩序和共识。他勒令警察开始缉拿不法分子，在比哈尔这包括有权势的邦议员和他们的商界密友。为了在一个不存在有效司法制度的邦惩罚这些不法分子，库马尔创建了一个“快速审讯”法庭，处理速度很快，以至于批评家称之为不公正的匆忙。他还实施了一项法律，可以查封腐败的政府官员的财产，最近就有位官僚的豪宅被改造成贫苦孩子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