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度，丘吉尔的观点似乎只对了一半

创立国大党的甘地家族长期被认为是印度合法的统治家族，自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这个家族几乎没有间断地统治了印度30年。至今国大党仍是高度集权，其指挥控制结构以甘地家族为中心，甘地家族现在正进入执政的第四代。甘地家族在印度政界是唯一的国家品牌，而且在多年中表现出巨大的革新力，以至于很多人把40岁出头的国大党总书记拉胡尔·甘地视为印度的当代象征。

尽管印度民众对当权政客的敌意不断增加，这种高层的延续性仍在持续。当多党民主制度在印度生根时，国大党在混乱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首次在全国选举中败北。在接下来的1/4个世纪中，由于对治理水平的失望，印度人成为世界上最不忠诚的选民，在70%的全国选举和邦选举中驱逐了现任政府。在每次大选之前，议会成员按惯例都会拍摄合影。在那些拍摄于20世纪90年代的照片中，很多议员看上去就像站在行刑队面前的嫌犯，每个人都知道没有人会幸存。在过去10年的繁荣时期，政府被摒弃的比例下降到50%，但此后又开始升高。

在一个强烈地倾向于对现任政府投反对票的国家，家族王朝能够延续的原因在于政客们从未脱离政治。他们只是在等待下一次选举，并卷土重来。在印度的很多邦，政治竞争如同旋转木马，两个势力根深蒂固的政党轮流执政。通常这些政党都是以某个邦为根据地的地方性政党，即便是在北方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等一些更大、更富裕的邦也是如此。例如在泰米尔纳德邦，一个泰米尔人的民族主义政党DMK（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首次击败国大党，此后的每一次选举DMK都与当地的另一个分裂主义政党AIADMK（全印安纳达罗维达进步联盟）进行竞争。在这些地方，国大党及其主要的全国性竞争对手印度人民党只能算是小党派。

选民们越来越不寄希望于中央政府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而经济改革的动力越来越多地来自印度28个邦的邦长。在印度，中央政府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它控制了所有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这个比例高得异乎寻常。印度人首先会觉得自己是比哈尔邦或泰米尔纳德邦的一分子，于是他们转而投向地区性政党，或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等全国性政党少数几个强大的地区性领袖。圈内人的定义从国家范畴转移到了邦的层面。地方选举的投票率高出全国选举10%，而且这个差距还在不断扩大。随着中央政权的失势，印度又开始变得像各邦具有独特身份、国家意识逐渐减弱的联邦。

重要的是，要知道在莫卧儿王朝和英国统治时期，印度也从来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即使是在17世纪莫卧儿王朝的巅峰时期，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印度也是由很多自治省构成的帝国，各省在不同程度上制定自己的法律并各自征税。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观察到，“印度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其政治属性并不比欧洲多”。这句评论在今天看来越发变得中肯。然而，地方政党实力的增长并没有如丘吉尔所设想的那样，令印度四分五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