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曾观察过精神病态者是如何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我在2001年写的一本书《你不可不知的说服心理学》（Split-Second Persuasion）中曾提到过一些格林无意中发现的有趣结果。比如，共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具有双重特质，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一为理性版，一为感性版。

已故哲学家菲莉帕·富特（Philippa Foot）最先提出下面这个道德难题（案例一）：一辆火车沿着轨道飞驰。在它将要经过的路线上，有五个人被困在轨道上无法逃身。幸好你可以扳动方向闸，让火车驶入另一条支线，从而避开这五个人。然而另一条支线上也有一个人，这样做要付出的代价是那个人将死于非命。那么你该不该扳动方向闸呢？

在这样一种场合下，大多数人都能比较容易做出决定。虽然扳动方向闸的后果算不上好，但功利主义的选择牺牲了一个人却保全了五个人，也算是下签中的上上签了，对不对？

现在来看看下面这个稍加改动的道德两难问题（案例二），它是哲学家朱迪思·贾维斯·汤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提出的。同样是一辆失控的火车沿轨道飞驰而来，同样是五个人困在铁轨上命悬一线。但这次你站在轨道上方的人行天桥上，身前有一位体形魁伟的陌生人。挽救那五个人的唯一办法是把陌生人推下去。他掉下去后必死无疑，但他庞大的身躯可以挡住火车，从而让那五个人逃过一劫。你应该推他下去吗？

现在你或许会说，我们碰到了一个“真正”的两难问题。虽然这个例子中的生死账算起来与案例一完全相同（都是牺牲一条命挽救五条命），但这次做出抉择我们更谨慎紧张。原因何在？

格林认为他找到了答案：与大脑中的不同区域有关。他认为，案例一属于“与个人感情无关”的道德两难问题，它涉及的大脑部位是大脑前额叶及后顶叶皮层（特别是前扣带回皮层、颞极和颞上沟）中主要与冷静的客观体验有关的部位，也就是主要负责推理和理性思维的部位。而案例二则属于“与个人感情有关”的道德两难问题，它猛烈冲击大脑的情感中心大门——杏仁核，在这个部位掀起轩然大波。

同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精神病态者在遇到案例一中的道德两难问题时，都相当干脆利落。然而重点在于对待案例二中的问题，精神病态者与普通人完全不一样，他们会毫不犹豫、泰然自若地把那个胖子推下桥去，连眼睛也不眨一下。

这一行为上的差异也在大脑中清晰地反映了出来。当面临与个人感情无关的道德两难问题时，精神病态者与正常人的神经元激活模式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一旦涉及个人感情，二者的反应就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