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戴高乐对黄金一往情深，但他的提议实际上反映了对美国占据布雷顿森林体系优势地位的强烈不满。他提出，美国取得主导地位，根源在于二战后欧洲已成一片瓦砾，现在这一前提已经不复存在。“西欧国家已经复苏，黄金储备合计已与美国相当……美元的优越地位已经失去当初的基础。”［38］这位法国总统觉得，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赋予了美国“过分嚣张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为美国“侵略”法国工业提供了资金支持。［39］

戴高乐说对了一半。美国并不想侵略法国——过去的德国才是。但他关于美元“过分嚣张的特权”之说法是对的。这个特权正是卢萨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对肯尼迪总统所解释的内容。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使得美国不用向法国出口任何有形商品，只要用美元，就可以进口法国的香槟酒。当然，戴高乐忽视了一点，全世界使用美元作为通行的交换媒介，原因在于美国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经济体，能提供超越国界的、可作为安全港的货币。

法国总统不仅口头攻击美元，而且还付诸行动。当时世界各国都把本国的黄金储存在纽联储。而戴高乐则将法国存放于纽联储曼哈顿下城总部大楼地下室金库的价值4亿美元黄金，转运到了巴黎的法兰西银行。［40］那些金条足有25 900根，重达350吨。这些高密度贵金属的运输堪称噩梦，连经验最丰富的航运公司都觉得头痛。每个木箱子装四根金条，里面装满锯木屑以避免这些软金属之间发生剐蹭。每个木箱都用钢条捆扎，散置于飞机机舱以平衡配重。戴高乐认为这种搬移是合理的，当世界恢复金本位时，他希望本国的黄金都存放在巴黎。戴高乐还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撤回了法国军队，以示与美国权势的决裂。［41］

戴高乐的行动时机选择甚佳。1965年2月1日，即法国总统发表激烈言论的四天前，美国国会提出了法案，意在放松黄金准备金率要求，以便增强美国捍卫美元的黄金实力。［42］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财政部能自由拨付的黄金已经减少到只剩20亿美元，不到美国对外国央行偿付义务的15%。［43］《纽约时报》评论员文章也强调指出，黄金准备金制度本身，再加上“法国对外声称决定用美元换黄金”，使美国的脆弱性大增。［44］

国会选择从较容易的方面率先突破，取消了美联储对商业银行负债的黄金准备金要求，但是保留了对联储券的黄金准备金要求，联储券是日常交易用的现钞。［45］这种妥协赢得了时间，避免了与主张将黄金作为美国金融永久支柱的保守派展开直接对抗。但黄金投机热潮也将为中西部的狂热分子提供作战时机。

沃尔克于1965年12月离开财政部，返回大通曼哈顿银行担任远景规划负责人。在华盛顿工作的最后一年，他产生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想法：戴高乐的讲话也许是对的。西欧的劳动生产率已经赶上了美国，美元价值被高估了；而欧洲货币，尤其是德国马克又太便宜了，使得美国人有动力购买任何有德国价签的货品。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将持续，无论那些赞成取消黄金准备金的人怎样瞎忙活，黄金的外流也不会停止。“我禁不住在想，按照基本面对货币进行一次重新估值恐怕是必要的。但这些观点在财政部会被视为异端邪说而无法见容，我要冒着被流放西伯利亚的危险。况且，我也要养家糊口。该是离开的时候了。”［46］

保罗·沃尔克从未出于赚钱的目的而选择工作，但相比财政部18 000美元的年薪，大通银行35 000美元的工资确确实实有所不同。他和芭芭拉有两个孩子——10岁的詹妮思和7岁的吉米。在华盛顿工作期间，他们一家生活得很舒适。但是吉米有先天性脑瘫，按照沃尔克的说法：“芭芭拉坚持觉得我们应像对待健康人那样对待他。在大通银行多赚点钱肯定对家里有帮助。”［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