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一个官员进入官场，主要是受利益驱动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不听党和政府的教育，他很可能会得“官场神经症”，早已存在的“官场神经症”也会传染给他。孟立联正是如此：不具有革命前辈们那种不计较职务高底的崇高精神，让自己郁闷到捅出了这么一个大篓子。

这个事件，把“官场神经症”暴露得栩栩如生。我们可以进一步梳理一下几类常见的症状：

一类就是发牢骚性质的。“李琢19961003”代表一些官员，表述得非常清楚：“整天假话空话套话大话，老子心里太苦太累了，只有在这里说点真话。”发牢骚追求的是发泄，其功能是让官员排解郁闷，以便少些心理负担，继续投入到说假话空话套话大话的事业中去。

像在酒桌上说黄段子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发泄。大概一些官员在这方面比人民群众更有才华。原因和智力关系不大，只是因为他们在平时都不能放开，因此“解除压抑”时更猛烈。

另一类“官场神经症”，属于补偿性质，靠“占有”来解决心理问题。当一个人压抑自己的内心就是为了得到利益时，追求利益就是他补偿自己的手段。这种“官场 神经症”往往比较疯狂，因为任何东西都无法补偿、挽救一个人对自我的出卖，所以有这种症状的官员，根本停不了手，占有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自我“治疗”，一停下来他就有恐惧。这方面的经典例子太多了，比如写“性爱日记”的原广西烟草局销售处处长韩峰、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许三多”。

还有一类，已经不仅仅是具有病态特征的“官场神经症”，而是泡在官场，官员得了痛苦的心理疾病，比如抑郁症。它的心理逻辑是“我受不了了，结束吧”。于是，内向攻击，自杀。

所有这些“官场神经症”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用嘴巴说出来，用行为玩出来，既是症状的表现，同时又是它的“语言疗法”、“行为疗法”。这种“治疗”当然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