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任正非语带悲壮地说，奋斗的华为人消蚀了自己的健康，依然“前赴后继，牺牲自己，为了祖国，也为了自己与亲人”。十年后的2009年，在一次为奋斗者家属颁奖的讲话中，任正非则说 “我们的奋斗主观上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客观上为了国家和社会”，首先肯定了奋斗的个人动机。

时代环境发生了变化的同时，人的状态也发生了变化，奋斗者有所回报的措施能否继续激励员工像从前一样奋斗，成了问题。公司规模越大，企业文化的渗透能力就越弱，激励措施的公正性也越来越差，再加上老员工经过多年的财富积累，而新一代的员工又不像创业期的华为人那样具有奋斗精神，过去那种义利观念的鼓动，在互联网时代之下的作用已经不像原来那么明显。在这种情形下，对“奋斗”的阐释，显然还须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使“奋斗”的动机不仅是一种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是一种生命哲学，具有普遍性的人的使命，从而把公司的事业视为员工实践人生哲学的平台。这将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分野，具有地球人思维的概念。在《天道酬勤》一文中，任正非这样描述了奋斗者所具有的普遍性价值：

当我们翻山越岭，克服高原缺氧，为西藏最后一个不通电话的墨脱县实现了通话，藏族同胞载歌载舞，献上洁白的哈达时，我们为之欢呼雀跃，抚平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奋斗在我们额头上刻下的皱纹……即便是我们为某个非洲国家安装通信网络设备而长途颠簸，顶着赤道的烈日，走戈壁，穿沙漠，但这种经历未必不是一种值得津津乐道的人生体验，更不要说非洲小男孩有生第一次通过我们的无限网络与外部世界通话时脸上欢乐而惊奇的表情，那时我们心头洋溢的是自豪与喜悦。

为了让公司具有更为强烈的奋斗精神，奋斗者文化的教育和激励自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挑选有奋斗精神的人进入公司，放弃那些不够奋斗的员工，也未尝不是一种办法。任正非说，要欢迎那些胸怀大志，一贫如洗的人进入华为，“他们将是华为公司一支很强的生力军”。公司高层孙亚芳2000年与员工的一次交流中，在回答员工提出的如何看待“加班问题”时，回答说：“公司从一个小公司，发展到今天多项产品领先世界，而业界最佳的巨型的跨国公司，我们短短十年赶上来，最缺少的资源就是时间。他们数十年的积累，良好的社会品牌，我们不可能用多睡觉去赶上。这一点以后要在招聘时就要讲明。”

据说，任正非还曾经交代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要求他们多招收出身贫寒的学生，因为这样的学生更加吃苦耐劳，更加需要通过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更加满足于“一天天地充实着自己，丰实着我们家人的生活”。而对于那些娇气的“怕苦怕累”的员工，就让他们走人，“我们送你上火车，再给你买张火车票，回去找你妈妈去”，“不奋斗的人，明哲保身的人，该淘汰就坚决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