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答应过克罗斯曼了。”他说。但我不想因为伏特的大臣身份，或者其他复杂的事情让他处境尴尬。于是，我分别约了安妮·克罗斯曼和格林共进午餐。

因为他们受制于杭特，我委婉地告诉安妮，并更为直白地转告格林：“眼下可能有这么一个机会，你们醒来时会发现《星期日泰晤士报》已经刊布了日记。假若这样的事情发生，也只是为了帮助日记的发行。当然，二位应当明白，我眼下还没有这个意向。我更愿意征得内阁秘书的同意，删减选摘内容……”

与此同时，《星期日泰晤士报》里对日记的“阉割”工作还在继续。

杭特表示，如果我能够接受与古德曼相同的14天协议，他会考虑我们的修改版本。我拒绝了杭特并告诉他，我和遗嘱执行人的关系受到法律约束，反过来他们也受到自身职责的约束。从一开始，我就明白编辑工作注定会失败。我们只是想证明自己曾经尝试过。

事实上，我一直在为可能的官司做准备。我曾与前“洞察力”主编约翰·巴里开展了一项复杂的工作。通过挖掘劳埃德·乔治首相之后的过往先例，我们全面透彻地对比了克罗斯曼日记和同时期经哈罗德·威尔逊首相批准的回忆录，从而证明出版的合法性。杭特寸步不让，毅然否决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修订版本，我也将此事通报了遗嘱执行人。

所有人都聚集在这间下议院的小会议室内：安娜·克罗斯曼、伏特、格林、古德曼、丹尼斯·汉密尔顿、约翰·巴里以及公司的高级律师詹姆斯·埃文斯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律师安东尼·惠特克。

这是一场漫长又紧张的会议。伏特建议我们直截了当地告诉杭特，出版一事将会继续下去。这个勇敢大胆的想法对我的秘密计划却是毁灭性的。在公众认识到克罗斯曼的立场之前，我们就会为自己“赢得”一张禁令。

根据手头的法律建议，日记只能在30年后重见天日。就在这时，古德曼伸出了援手，他建议应当由《星期日泰晤士报》出面和杭特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