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特闻讯立刻写信警告我：“某些情况下，事情不受我的控制。”他总结道，“我别无选择，你必须保证，在克罗斯曼日记得到我的首肯前，《星期日泰晤士报》不能刊登任何内容。另外，我希望贵方能提供一个至少7天的预先通知，并在（1975年）1月27日（周一）给我答复。”这是我在1月23日（周四）收到的来信。对《星期日泰晤士报》而言，真是有趣的周五和周六。

杭特的信函让我欣喜不已。他采取的行动，让我有一个周末的时间免受任何约束或法律限制。这着实让人为之一振。我已经决定放手一搏，无视警告和后果，抓住机会冒险出版日记。

对我而言，此举不单是挑战英伦帝国的内阁秘书，或攫取一篇劲爆的独家新闻那么简单——这是在挑战杭特所代表的神秘政府的绝对信念。

我告诉汉密尔顿，不论有没有许可或警告，我都会在周末把日记付诸出版。此事已经讨论了多次，没有必要再把理由具体化。

詹姆斯·埃文斯认为起诉不可避免。迈克尔·伏特建议我们寻求一个法官的裁决。我认为现在事情的走向已经让人难以接受，我们要给法庭一个机会，让其强化先前已经让人无法容忍的对各种出版形式的约束。这时，汉密尔顿离开了几分钟时间。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别再说了。”我示意埃文斯别再做声，并把几个月来的挫败感统统浇在了他的身上。当汉密尔顿回来时，埃文斯让安东尼·惠特克提出自己的立场。惠特克赞同出版日记，这远比让日记躺在灰尘里更有帮助，特别是对不久之后的审判而言。

“你准备好为这个案子辩护了吗？”汉密尔顿问我。

我向他全盘托出了先前的准备，之后是一个特有的汉密尔顿式长停顿。这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停顿。

“那就开始吧。”说罢，汉密尔顿便动身前往坎特伯雷大教堂。第二天，《泰晤士报》刊登了他出席大主教加冕仪式的新闻。

就这样，我们刊登了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