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奈特利正坐在北弗吉尼亚州的一间农舍里，与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路易斯·施特劳斯上将会面。施特劳斯对他说：“当初，麦克莱恩进入我们大楼的时候，好在有警卫陪同。否则我终了的那天肯定会更加苦涩。”

但是，在这个独特的位置上，菲尔比究竟做了哪些“好事儿”？跟随三个不同的线索，我们发现了一个要命的背叛。这很容易就解释了外交部的神经质。“去查一下阿尔巴尼亚。”柯克帕特里克说。“菲尔比让我们在东欧损失了不少弟兄。”一名前军情六处成员在罗马也这么告诉列治。我们从议员汤姆·德里伯格处得知，应外交部要求，有关阿尔巴尼亚的部分从他的书里被删除了。伯吉斯曾公开抨击西方干涉东欧事务，他写下的这一段，只说明了其中的灾难和珍闻。

隐藏在这些文字背后的，是一个巨大的野心和悲剧。英国和美国曾暗地介入颠覆性活动，以求削弱共产主义在东欧的桥头堡。1947年，英国首先帮助反共游击队潜入阿尔巴尼亚从事突袭和破坏活动，由此揭开了故事的大幕。

1949年，阿尔巴尼亚时局未定，南斯拉夫则已经和苏联决裂。与此同时，希腊的反共叛乱胜利在望。美国人认为，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的垮台，势必会在巴尔干半岛引起连锁反应。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整个计划彻底地失败了。在阿尔巴尼亚运动的大本营美国，把持华盛顿英美特别政策委员会的不是别人，正是金·菲尔比。

通过寻找生还者，我们重塑了阿尔巴尼亚远征队的故事，真相已经被掩埋了17年之久：至少有300人命丧黄泉。一名“洞察力团队”研究员查到一组为英国林业委员会工作的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和流亡开罗的佐格国王[1]的皇家卫队组成了一支小规模武装，在马耳他的游击战中成长了起来。1950年，这支部队通过海路和空路渗透到阿尔巴尼亚，却遭遇了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减员。

“他们早就知道我们要来。”一名幸存者告诉《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调查员。渗入者被枪决，帮助过他们的当地人被强行发配到了其他地区。然而，阿尔巴尼亚行动仍旧余波未平。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变节，菲尔比被召回伦敦接受质询。他们又是如何逃脱这一切的呢？

奈特利和巴里寻求与威廉·司卡登的聚首。这位军情五处的致命审问人，曾让福克斯[2]开口“唱歌”。他们在查林十字车站的一家老式里昂茶馆碰头，颇有勒卡雷[3]的风范。

我们的人稍等了片刻，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中年男人从邻近的桌子蹭了过来，悄悄地加入了交谈。他已在那里有些时候了，一直在聆听和打量他们。他相信自己本能够揭开菲尔比的秘密，只是没有获得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