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命的背叛

过去四个月，我们的调查同我们所探索的世界有着微妙的相似之处，它们都如昙花一现，也不曾有任何的文字刊载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我们深知，如果菲利普·奈特利和雨果·杨把调查移步美国进行，周遭的环境必定大不相同。既然1945年的菲尔比如此重要，他在1950年后出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临时”一等秘书时，又在做些什么呢？他肯定不是在窥探美国人。

也许我们应当考虑在美国开展调查。毕竟，那是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权利法案》赋予了美国新闻业更多自由，其对待新闻和调查工作的态度，也与英国的习惯大相径庭。18世纪，美国报纸曾为脱离英国独立建国而摇旗呐喊。这对我们吃了白厅一次又一次闭门羹的记者而言，反倒是一种鼓舞，而非震惊。起初我们也并未意识到菲尔比如此重要。

奈特利造访了位于罗德岛的布朗大学。他在那里拜会了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副主管。菲尔比在华盛顿工作期间，中央情报局尚且羽翼未丰。莱曼·B.柯克帕特里克因小儿麻痹症退休后，成为了一名政治学教授。奈特利在询问有关菲尔比的事情时，他一直坐在轮椅上。柯克帕特里克将机密消息和自己对言论自由的热忱结合在了一起。虽然他在细节方面有所保留，但对菲尔比却是毫不含糊：“他是英国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联络官。”

这比奈特利从尼科尔森那里得到的消息更令人震惊。也就是说，在冷战期间，菲尔比插入西方情报组织的心脏地带有三年之久。

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雨果·杨是如鱼得水。他以一名国会研究员的身份进入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并翻阅了各种文件。那里只有一把椅子，周围缺少专门的复印设备，杨更无法将它们带走。好在他可以坐在椅子上，一整天阅读眼前的文件。

他快速地浏览着，突然在一份档案上停了下来——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对美国造成的破坏性评估记录。当年，美国国务院以信函的形式回答了来自詹姆斯·伊斯特兰德参议员的问题。他曾是参议院内部安全附属委员会主席。伊斯特兰德在空白处做了潦草的批注。“扯淡！”他对灾难的外交掩饰如此评论道。

突然之间，杨发现麦克莱恩是一个重要的原子间谍。之前，没有人知道他对于俄国人的价值是什么。麦克莱恩可以接触到铀的采购信息，俄方能借此计算出西方准备制造的核弹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