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开森博士有一所豪华的中国住宅，里面有很多的仆人，好几个院子，还有一个配有管理员的藏书室。他出版了艺术方面的书籍，了解当地的政治，并且对在北京的6 名美国留学生伸出过援助之手。每到感恩节，他就会组织大家聚在一起。他是生活在两种文化中的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女儿玛丽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位尽职尽责的秘书，她还写了有关协和医院发展的历史书籍，那是一本有趣的书。

由于福开森博士的担保信，我们每到一处，就会有来自北京上级给当地馆长的信件说明。我们很礼貌地与洛阳或者大同的警察局取得了联系，通知他们我们来到此处，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阻拦的借口。他们的职责不是控制我们。他们需要仔细权衡两者的利弊，一方面是我们会招惹麻烦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如果他们阻止我们将会引来的投诉，这是他们必须衡量清楚的。在洛阳，他们给我们安排了几个士兵做护卫，警示那些图谋不轨的人：“注意，这是外国人，不要自找麻烦。”我们的交通工具驴子或人力车在比较安全的招待所中提前安排好。带着我们的美国护照，我们一路畅通无阻。我们是比较高级的不可接触者，不像印度那种低级的不可接触者。我们也不像如今中国昂贵的旅行社中那种隔离式地坐在茧状大巴里来往于酒店、旅游景点、友谊商店之间的观光旅游，并被严密地监控起来，而是可以随心所欲，自由出行。沿途我们还是会适当地接触一些本地人，在诸如食物、住宿的选择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只有食物和住宿问题，才是真正需要担心的首要问题。

在北平至汉口的火车上，我们可以在靠一侧安装的座椅之间的桌子的上面和下面躺着睡觉。1933 年3 月，在铁路中转站郑州，拉里· 西克曼、威尔玛和我三人只找到唯一的一个旅馆剩下的最后一间客房，里面只有一张木板床，没有床上用品。那晚，我们铺着自带的铺盖和衣而睡。在途经大同的北平至绥远的火车上，我们发现最好的休息地是躺在高处结实的行李架上。当然，列车员不同意我们这样做，但并没有说什么，因为我们给了他一些好处。

后来我们到了龙门石窟，拉里曾经来过这里。拉里惊讶地发现这些古代信徒捐献的可爱的刻有捐赠人和仕女的石刻竟然被切割下来用车搬出石窟出售，就像是军阀时期发生的事情，当地官员会出售任何东西。之后，拉里开始收集分散于北京和其他城市的中国交易商手中的各种石刻作品。1939 年，在堪萨斯城的纳尔逊美术馆，拉里开始重新组装这些略带裂缝的石刻。

同样是在1933 年的那次旅行中，当我们到达11 世纪宋朝的都城开封时，我们遇到了河南圣公会主教怀履光（William G. White）博士。他既信仰上帝，又热爱艺术。他忙得分不开身，他不单单是在圣三一大教堂（Trinity Cathedral）从事宗教事务，而且还收藏一些艺术品。他从他的后门拿出了青铜器、墓俑以及其他一些被胆大的中国盗墓贼挖掘的东西。当1935 年怀履光主教退休后，他成为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中国馆藏区的主管。而河南圣公会主教的继任者是中国的圣公会主教之一郑和甫（Lindel Tsen）。上帝没有失去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