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年后，当中国人来到欧洲和美国展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Cultural Treasures Unearth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时候，对美术史家来讲，最大的功劳就是所有的青铜器、玉器、陶器和墓俑都标有出处以及出土日期。在帝国主义时期，外国收藏家试图保存或盗取中国艺术品而为国外博物馆收购时，他们很少知道他们的合作者、中国文物艺术品的破坏者和盗墓贼究竟从哪里弄来的。1973 年，波士顿美术馆的简· 方丹（Jan Fontein）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展览。展览中，将在西方收藏的不知出处又极其著名的艺术品与在中国展览中极其相似但标有明确出处的艺术品进行配对展出。

在20 世纪30 年代的一场失去控制的古董争夺中，怀履光主教比其他人作出的贡献要多很多。在我们拜访之后的一年乃至更长时间里，主教一直都忙于抢救那些之前通过特殊交易从中国人手中获得的文物珍宝。

怀履光有着多重身份，“曾是河南主教，也是多伦多大学的中国考古学的副教授，同时还是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中国收藏区的主管者”。他在1934 年出版了《古代洛阳古墓：公元前550 年河南新郑一组五室陵墓的结构与内容纪实》（Tombs of Old Loyang: A Record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tents of a Group of RoyalTombs at Chin-ts’un, Honan, Probably Dating 550 BC）[ 上海别发印书局（Kellyand Walsh）]，书中配有187 幅插图，由福开森作序，威尔玛绘制封面。这本书详细地记录了无名人士挖掘出的文物，而主教依然与这些不知名的中国挖掘者保持联络，从而得以到现场参观考察。他们在从事一组8 座古墓的挖掘工作，里面有古战车、马饰、马的骨骼、墓葬家具、武器、礼器、翡翠宝石、玻璃制品以及钟和石编钟。有一些上面还有刻有具体日期的碑文。但8 座古墓中只有一座被完整地发掘出来，因为“需要耗费极大的人力来进行挖掘，其他的则是通过垂直竖坑挖到入口处才进入墓内。……这意味着许多大体积的古墓物件，比如巨大的三足铜鼎是不可能很轻易地从古墓移出的，而且有时候为了将文物移出，免不了要无情地将它砸碎”（第20 页）。

显然，这不是闹飞贼或是鬼鬼祟祟的盗窃事件，而是一项长期的有计划的发掘工作，必须要有本地有财力的人的支持。当时南京政府在河南还没有实质的权力。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刚刚恢复在安阳的挖掘工作，进展顺利，首批发掘中的一处是由经过培训的考古学家完成的。即使在安阳，挖掘出的古墓经过彻底研究后，被重新填埋了。（1972 年想去那里看看，我们看到的是一片麦田。）用于耕种的土地实在是太宝贵了，因此新郑古墓被填上了。

怀履光主教简洁地记录道：“等到这些古物被编号登记之后，大概有80 件青铜制品公之于世。然而当墓穴第一次打开时，挖到它们的人将这批青铜器藏在自己家里。”（第5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