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其他的做不完也没有关系。”母亲总是这样劝我，但她自己却永远也做不到。

“妈妈，如果你能做到，我就一定能做到，我们来打个赌。不过，无论如何，接下来这几天你还是会很辛苦，而且你现在身体还不舒服。”

母亲每天都会去医院陪父亲几个小时。她还要抽时间和几个伦敦来的朋友叙旧，也打算跟他们一起开几个小时的车去看望另外一位患了脑瘤，只剩下三个月到两年生命的朋友。周末时，她还得去看另一位新医生。

我意识到，在母亲的诊断结果出来之前，我们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疯狂的忙碌之中。聚餐、宴饮、拜访、义卖、开会、排期、接人、买票、做瑜伽、上班、去健身房……我们都害怕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就会感觉不对劲。各种各样狂热的活动似乎是我们生活中最需要的。只有父亲慢了下来，虽然那也是在他被困在医院接受注射之后的事了。一切都会没事的，什么事都可以重来，从头避免，只要我们继续忙碌就好了。

一周后，我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在我将要参加一场满是出版界人士的晚宴时，母亲打电话给我。她告诉我，医生几乎已经确诊她得的是癌症。肝炎的症状不是病毒性引发的，而是她的胆管长了肿瘤。如果只有那里有癌细胞还算是个好消息，但是癌细胞很可能已经从胰腺扩散至胆管了。如果是这样可就有点不妙了。她的肝脏上也有些癌细胞。“别担心，没事的。”母亲说，“你不用提早回国来看我。”

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母亲又回答了些什么。但她很快转移了话题，开始讨论我的工作。不久前我对她说我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感觉疲惫，跟所有那些抱怨自己工作的白领一样，太多的会议要开、太多的电子邮件和文件要处理。母亲让我辞职：“提前两周通知公司就可以了。走出大门，然后再决定以后做些什么。如果你足够幸运、有资格辞职，就要把握住机会。大多数人没有那么幸运。”这并非由于得癌症而生的新想法，而是母亲一贯的观点。虽然她热衷于对日常生活精确到分钟的安排，但也理解偶尔服从冲动的重要性，只要那个冲动能够导向一个正确的决定。

挂了电话之后，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出席晚宴。餐厅距离我的酒店大约一英里，我想走路过去，顺便理理头绪，可是我的整颗心都乱了。与我一起主持晚宴的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我只告诉了他一个人关于母亲得了癌症的事情。我感到头昏，几乎要晕过去。面前这个喝着啤酒、吃着炸肉排、不时大笑的人是谁？我命令自己不要多想母亲的事，不要想她是否感到害怕、悲伤或愤怒。我记得她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她是个战士，她会与癌症抗争到底。我记得我说我知道她会的。我想我应该没在电话里说我爱她，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太煽情了，好像要永别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