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宴结束后我回到酒店，环顾着房间，然后望向窗外。美因河几乎消失在城市的繁灯下。下着雨的夜晚，湿润的道路闪闪发亮，模糊了河流、人行道和车道的线条。酒店员工把我那蓬松洁白的羽绒被叠得整整齐齐的，床边是一叠书和酒店的杂志。但这个夜晚，我看不进去任何文字。我醉得厉害，迷茫充斥了我的内心，我失去了方向感。那一刻，我心知我的生活将会永远地改变，而且永远也无法复原。我看不进去书，于是就做了些在酒店里该做的事情。我打开电视，不停地调换频道：从浮夸的酒店频道换到账单频道，再换到欧洲体育频道和各种德文频道，最后停在CNN的克里斯汀·阿曼普以及拉里·金熟悉的面孔上。

后来我和母亲谈及那个晚上的时候，最让她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然看了电视，而不是书。母亲这一辈子，只要感到悲伤、困惑和不知所措，她就没办法专心看电视，但总能在书中找到庇护之地。书能让她集中精力，使她平静，带领她走出来，面对现实，而电视只会扰乱她的神经。

W.H.奥登有一首诗叫《美术馆》，创作于1938年12月，就是在反犹太的“水晶之夜”事件之后。诗中描述的是画家彼得·勃鲁盖尔的一幅画作，画中伊卡罗斯从空中坠落，其他人不是在忙于他事就是视而不见。书展接下来的几天，无论谈论书籍、出席会谈还是吃法兰克福苏打饼，我常常想起这首诗。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描写苦难，他们总是不会错。

这些古典大师，他们深知苦难在人间的位置；

深知痛苦发生之时，别人总是在进食、开窗或者木然踱步。” 那段时间，我感觉这些“别人”就是我。母亲在承受痛苦，我却在继续我的生活。

我鼓起勇气跟我的哥哥、妹妹，他们的爱人、父亲（此时他已经彻底康复出院了），以及大卫谈了谈。我们替彼此打气，说这只不过是个警醒的信号，没必要陷入恐慌。电话打得没完没了，每一次的对话都会被另外一个人转述，然后引起另一个电话，如此循环，无休无止。我们都花大量的时间上网阅读相关信息，了解这种癌症的可怕之处。很多事都还不清楚，谁都不敢妄下定论。

“妈妈，你确定不要我现在回家吗？”在书展期间，每次与母亲通电话，我都这么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