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芯片制造业为例。很少有其他产业资本密集和技术先进程度比半导体产业来得更高。在新的生产厂家，制造最薄的硅芯片需要昂贵的设备，建立每个新的“fab”（这类芯片生产厂商的称谓）需耗资约 15 亿美元。但在过去几年，中国已从那些生产厂商那里吸收了大量投资。这至少部分归功于中国政府鼓励台湾地区投资者向大陆芯片制造业投资的政策，这一政策收到了预期效果。

吸引芯片制造商来中国的不仅仅是税收优惠政策。以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MIC）—— 一家主要由美国投资的私人新兴公司为例，这家公司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新的 fab。SMIC 几乎 80% 的客户是美国或日本公司，而如今，超过一半的销售额来自中国本土。换句话说，中国不仅仅为像 SMIC 这样的公司提供低成本的出口平台，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且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

“我们在中国的客户数量正在逐渐增加，”SMIC 首席执行官张瑞展（Richard Chang）说。 他的这番话也适用于许多其他跨国公司，它们的大型工厂分布在中国各地，满足着国内外广阔市场的需求。

“这意味着规模，”摩根士丹利添惠（Morgan Stanley Dean Witter）经济师 Andy Xie 说，“而对于制造商来说，规模是最重要的。实际上，规模就意味着金钱。”

谈到中国作为一个战略性制造基地的重要性，康宁公司的情况恐怕最能说明问题。15年前，康宁在中国的生产规模还非常小，今天康宁已拥有13个工厂，这些工厂生产光缆、液晶显示屏和催化转换器等各类产品。它的大多数工厂是收购的，有两个即将到手的工厂原属朗讯（Lucent）。看到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第二大电信设备市场，所以，像康宁这样的电信基础设施供应商会在这里大兴土木也就不足为奇了。

车用污染控制设备是中国有能力成为跨国公司生产基地的又一例证。几年前，中国出台了新的污染控制法规，要求在中国生产的车辆配备催化转化器。生产陶瓷载体的康宁公司自然想参与进来，并希望将来这一市场能够变大。据康宁大中国区总裁西蒙·金诺（Simon MacKinnon）说，康宁在上海的陶瓷载体制造厂达到国际质量标准比预想的要快得多。在一年内，上海的工厂不仅为当地的汽车制造商提供催化转化器陶瓷外壳，同时也向康宁在韩国和日本的客户出口。

对于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来说，日本制造商是最难于打交道的客户。康宁现在能够从中国为它们供货，证明了康宁在中国工厂的实力。“我们（在上海）的工厂生产的产品与我们在德国、南非和美国的厂家生产的产品质量一样好，如果不是更好的话，”麦金诺说。当然他无须补充说明在中国的成本更低。当被问到康宁在全球主要竞争对手日本的 NGK是否已来到中国时，麦金诺勉强地笑着说，“没有，但是他们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