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国经济能否在较短时期内摆脱当前的困境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存在着因结构原因而未实现的社会大需求的存在，以及政府政策是否能给这种蓄势待发的大需求创造一种实现需求的充要条件。否则，中国经济只能靠各个产业淘汰大批效率较低的企业来达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这个过程将是痛苦而漫长的，其代价之昂贵也是可以想见的。

4．目前，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中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相比，中国有一个十分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中国有一个广袤的农村大市场，这个市场潜力很大，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远未饱和。因此，一旦农村市场开拓，将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极强的乘数效应。它将成功启动疲弱多年的中国经济，和中国城市经济一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5．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即有一些人把眼光转向中国农村这一巨大的潜在市场。但是开发农村市场的努力已有好多年了，效果却一直不佳，其原因不在于农民收入太低买不起，而在于与消费耐用商品不配套的基础设施，即农民即使消费得起彩电、冰箱、洗衣机，但却没有电、电视信号、自来水等。这一基础设施不匹配的问题在经济落后和边远地区尤甚。

6．为了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中国能早日走出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所导致的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物价不断下降的恶性循环，政府应该动用财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络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就是这篇于1999年倡导的“新农村运动”观点的论文在发表6年后，“建设新农村”观点，终被中央高层接纳，写入了2005年的中央文件。2006年3月确定的“十一五”规划的6大任务中，头一个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继3月4日中国政府十届四次人大会议开幕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新农村建设。

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意义重大的全会上，党和国家领导胡锦涛定调土改方向，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新土改”。台湾《工商时报》报道说，30年前，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18位村民率先实行“大包干”，迈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而2008年的10月9日至12日召开的三中全会，专题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问题。胡锦涛的“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这不仅体现了农民的意愿，更体现了时代潮流的方向。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将是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会议。胡锦涛定调的“新土改”，也将继邓小平之后再创中国奇迹，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因此至少还可以再保证30年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