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议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退热度。随着“中国梦”一词的提出，关于何种道路的争论，恐怕会更加激烈。在急切进入新议题之前，回顾一下现有的争议是极为有益的。出于此种考虑，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围绕“中国模式”产生的诸种争议。

那么，“中国模式”是否存在？如果有所谓的“中国模式”，指的又是什么？这种模式真的是特殊独到的吗？未来中国真正的挑战又在什么地方？最后，中国到底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是本书第一部分希望回答的问题。首先，值得说明的是，在争议过程中，“中国模式”已经偏离了一开始的“北京共识”，而走向另一个观点，即“政治无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模式要优于“政治有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模式。其次，“中国模式”的辩护者忽略了历史和现实，并且对普世的经济原则缺乏应有的承认。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所谓的“巴西模式”的推崇与今日中国的情况何其相似，但历史证明这不过是过眼云烟。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解读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文章，对沉醉在“中国模式”巨大成功中的人士，不啻当头一棒。

而且由于中国经济数据的质量问题，中国经济的成就可能被夸大，进而掩盖了未来经济增长的隐患。制造虚假的数字繁荣，并刻意忽略真实存在的贫富差距、环境恶化等问题，是对未来不负责任的表现。

所以，我们必须正视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问题，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并且直面宏观政策的中长期调整。这中间的重中之重，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变，非如此，中国经济不足以获得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这为本书接下来要讨论的“城市化”议题提供了一个大的背景。我们之所以在文集开头就提出“中国模式”的争议问题，正是要将中国的城市化放在这个背景中加以理解。

城市化不仅与经济结构的调整紧密相关，也与未来的经济发展不可分割，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的普世原则，以及在中国的具体实践。这一部分努力澄清的正是“没什么‘中国模式’，有一点儿中国特色”。

“中国模式”有多独特？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在2009年结束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北京共识”是个热门话题。因为，2009年中国GDP“保八”成功，国内有一批官员和学者也开始响应2004年由《时代》杂志前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的“北京共识”（即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强调所谓的“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