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主体部分称作农民工，这个概念是跟户口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农民工分为就地打工和外出打工。农民工中外出打工与本地打工占比在1985年分别为12%和88%，经过不断演变，近年大体稳定在36%~37%与63%~64%之间。

农业劳动力总量增长看似平稳，但数据显示，把总量增长变成年度增量还是有较大波动的。这个波动与宏观周期波动存在联系。从数据看，因为现在农业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比例可能仍然有35%左右（2010年数据），从国际比较经验来看，无论从“亚洲四小龙”战后的经验，还是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更长时间的趋势性的变化数据经验看，这个比值今后还会下降，在未来20年内大概会降到10%。

由此可对未来劳动市场变动趋势提出两点判断：

一是中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趋势性进程仍未结束，至少在未来20年内仍将持续推进。即便经济活动人口最终达到峰值，这一因素也意味着中国仍需要持续拓宽和增加非农就业，以满足转移要求。

二是从单维度数量指标看，农业劳动力转移高潮或许已经过去。从年度增量角度来看，2003~2006年连续4年，农民工增量超过1 000万人，最高在2004年达到1 390万人，这可能是整个历史时期的峰值，以后可能难以重复。尽管2010年政府实施刺激经济政策以后上升到1 250万人，2011年又回落到1 000万人左右，绝对规模仍然相当大，也不能排除连续4年超过1 000万人以上的水平。不过，结合上述数据以及我们实地调查发现的一些地区情况，我们有理由推测，最高峰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

另外，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可能已略低于35%。如果2010年六普数据公布后，这一数据没有大幅上调，那么今后再下降二十几个百分点就会逼近发达国家标准形态。从这个角度看，转移的高潮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从农业劳动力转移这个发展过程具有规律性结构变动指标看，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一进程未来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高潮部分或许已经过去，这是构成中国就业转型的第一点特征性事实。

第二个特征性事实是，乡村劳动力变动以及非农就业增长速度都与宏观经济周期涨落具有显著联系。农村劳动力的变动跟宏观周期的关系，最初是宋国青教授注意到的，他曾经尝试以此解释中国转型期通货膨胀机制，我们可以把它叫作“宋国青观察”。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大趋势，长期来讲，一定要转移。但在某个特定时段，或在一个较短期范围内，转移规模大小和速度快慢跟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涨落存在显著关系。在总需求扩张和经济增长偏快、存在显著通货膨胀时期，乡村劳动力减少速度比较快；反过来，在经济发展不太景气，即经济增长偏弱或相对低迷时，乡村劳动力减少速度就会偏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