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做乡村劳动力变动与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波动关系图，可能也会得到类似结果。汪同三教授认为通胀分为输入型通胀或成本推动型通胀，中国通胀往往跟农产品涨价等成本推动有关。或许也可以这样来解释通胀：总需求的扩张使劳动力在短期或者周期范围内过快转移，影响农产品的供给，从而影响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把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看作结构性通胀的依据，也可以看作总需求或者宏观经济影响到农业的供求变化，进而影响到农产品价格变化这样一个机制的表现。

非农就业变动与宏观经济周期也有比较显著的关系。非农就业趋势性上升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特点，但在短期内与长周期内，它跟宏观经济的涨落存在着显著关系，这个关系是正向的。当经济高涨的时候，第一产业就业会减少，第二、三产业就业扩张与宏观经济增长较为吻合。经济增长快，按照奥肯定律或者经济学常识，是因为它对劳动力特别是派生需求增长快，所以第二、三产业就业增长就快。反过来，经济不景气时就慢。

第三个特征性事实是，城镇失业率变动凸显旧体制转轨对劳动市场和就业领域的冲击。看中国的就业跟宏观经济关系不能仅看失业率，还要更多重视就业情况。西方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就业时就业总量绝对规模变化较小，宏观经济波动带来就业变化直接表现为失业率变动。中国作为转型经济面临多重特点：农业部门内部难以衡量失业率，农业劳动力趋势转移需要非农就业不断扩大，因而在充分就业情况下，非农就业的绝对规模仍然会持续扩大。由于中国就业与失业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因而观察中国就业形势不仅要看失业率，更要看非农就业。

中国当前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是一个有偏差的指标，在衡量失业方面存在局限，一个重要局限是没有包含下岗工人。把下岗工人数字算入登记失业后得到的比较综合的调整失业率，虽然仍存在问题，但是其变动能提示一些简单却重要的中国就业转型的特征性事实。

这个事实是，调整城镇失业率无论是对它均值的偏离还是趋势的偏离，都显示在过去30多年先后出现的一小一大两个峰值。数据显示，第一个较小峰值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实际失业率比均值和趋势要高一个百分点左右。第二个更大峰值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比趋势值和整个时期平均值高出2~4个百分点，比20世纪80年代失业率绝对水平高出6~7个百分点。

不难理解，这两个峰值背后是两次重大政策和体制的调整。一个是随着“文革”后中国政治形势变化，中国决策层规定改变知青上山下乡的体制和政策，几百万知青在很短时间内返回城市。这一政策调整短期内带来了城镇较高失业率问题。随着20世纪80年代经济搞活和工作岗位增加，几百万失业（当时称作待业）人员很快被消化，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城镇失业率较低，这表明当时城市就业形势相对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