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三一学院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文贯中

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主要是始终走不出农本社会。100多年来，在一些沿海地带，一些现代城市发展出来了，但是大部分人口还是在农村。最近30年，尽管沿海的经济发展迅速，在面积上沿海城市也变得更大了，但中西部的广大农民很难分享东部的繁荣。农民工通过打工有一个暂时分享的机会，但由于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特别是房价，只能将家属、小孩留在农村。结果，农民工不但自己最终难以彻底脱离农村，而且他们的后代又在农村的环境中长大，成为另一代农民和农民工，人口素质难以提高，也很难脱贫。

这种城乡之间的人口循环十分不利于中国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实现全面的现代化。世界银行对经济奇迹的定义有两条标准。第一，必须维持比较长时间的高速发展，中国做到了这一点；第二，增长必须是全民分享的。东亚其他的经济体都做到了在高速增长的同时维持较低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3~0.4之间。所以它们被世行称为经济奇迹。按照这两条标准，中国虽有高速增长，但没有做到分享，基尼系数直逼0.5，接近拉美水平，所以难以称中国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奇迹。

为什么中国的城乡割裂和二元结构迟迟难以打破，城乡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呢？尽管最近几年政府已经取消农业税、对粮农给予各种补助，且农村教育已由县级财政支撑，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回避农业中最根本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城乡之间的差别必然日益扩大。2009年，从全国来说，城市人均收入是每年1.4万多元，但农民只有4 000元左右。

这种局面和现行的不合时宜的土地制度有关。因为对农村来说，最重要的经济制度就是土地制度。回顾历史，本来土改的目标是把地主和富农超过人均水平的土地没收，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土改结束不久后通过的1954年《宪法》里，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是完整的土地私有制，允许农民有买卖、抵押、继承、转让土地等权利。之后开始搞合作化、集体化，党的所有文件也都强调一定要在农民自愿的情况下推进集体化，允许农民有进退的自由。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自愿原则被彻底打破。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大跃进”时期搞强制性公社食堂，连农民的口粮也被强制集体化，其恶果是造成了“大饥荒”。最后，在饿死几千万农民、产量大幅下滑的事实面前，毛泽东被迫允许农民自由退出食堂。毛泽东的这个指示被传达后，几乎所有农民立即选择退出，在食堂仓库的门前排起长队，把自己的那份口粮领回来，避免了食堂中的浪费和干部的多吃多占现象的发生。尽管那份口粮远远低于1958年和1959年的水平，饥荒却立即结束，生产逐渐恢复，说明自愿原则和允许口粮私有化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