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继续上路。此后，我无时无刻不从他们的谈话中感觉到焦急的情绪，他们希望赶快回到团里去，半点不能耽搁。于是我们加速前进，途中再也不演出了。最后我们终于及时赶到了纽约，并在市区西边的一所宅子里租了几间房落脚，这座宅子就坐落在一条连接百老汇和哈德孙河的大街上。我以为我的旅程已经结束，要不了一两天我就能动身回萨拉托加，重新见到我的家人和朋友了，然而布朗和汉密尔顿却极力劝我跟他们一同到华盛顿去。他们不断劝我，说夏季临近，马戏团就要动身北上，只要我愿意去，他们保证不会亏待我，并允诺付给我相当可观的工资。总之，他们说得天花乱坠，我不由动了心，最终再次答应了他们。

第二天早上，他们提议，鉴于我们要进入蓄奴州，在离开纽约之前，最好给我开一个自由证明。如此谨慎而又温馨的提议让我大为感动，尽管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但还是着手办这件事。我们去了一个我觉得可能是海关的地方。他们宣誓证明我是一个自由的人。随后里面的人递给我们一张纸，并指引我们去书记室。书记员在那张纸上加了些什么东西，问我们要了六先令，便又打发我们回海关处。然后我们又办了其他一些手续，最后付给办事员两块钱，总算大功告成。我把证明文件装在口袋里，便和我的两个朋友一起回旅馆。我得承认，当时我认为办那个证明文件根本没必要，因为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自己的人身安全。我记得，那个给我们办手续的书记员在一本又厚又重的本子上做了备案，我想，如果查找的话，这备案应该还放在海关的办公室里。现在我才明白，1841年3月下旬某天或4月1日那天所履行的手续，是他们为了打消我的顾虑，使我完全放松戒备。

有了自由证明，我们到达纽约的第二天便渡河前往泽西城，然后一路奔费城而去。我们在费城逗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便又向巴尔的摩进发。我们按时抵达了巴尔的摩，并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馆停了下来，我记不清楚旅馆老板的名字是不是罗斯本先生，或者也许那个旅馆叫罗斯本饭店。从纽约出发这一路上，他们急着想赶上马戏团，而且越来越着急。于是，在巴尔的摩我们放弃了马车，改搭火车去华盛顿，结果黄昏时分就到了，当时正值哈里森将军 葬礼的前一晚。我们选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加斯比饭店落脚。

晚饭后，他们叫我到他们的房间去，给了我四十三块钱，这大大超出了之前约定的工资。他们解释说，之所以这么慷慨，是因为从萨拉托加出发以来，一路上并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频繁演出，所以对我造成了损失。此外他们还告诉我，由于哈里森将军葬礼的缘故，马戏团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华盛顿，但他们决定在这里多留一天。此时的他们，仍然戴着伪善的面具，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让我不知不觉间增加对他们的好感，直到毫无戒备地信任他们，任由他们拿主意。他们喜欢和我聊天，态度一直彬彬有礼，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诸如为我开自由证明，还有很多细节，一切都似乎表明，他们是两个热心肠的好人，是真心为我着想的朋友。他们一直很好地隐藏了真实面目，使我完全被蒙在鼓里。这两条披着羊皮的狼，狡猾残忍的怪物，他们以金钱为饵，蓄意引诱我远离家乡和亲人，远离自由。读者朋友们，他们难道不该为我遭受的苦难负责任吗？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善于伪装，我才受到蒙骗，我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失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