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我跟乡民、道士、地方野老……相处日久，从实践和思辨两个领域抵达同一目标：时空之美。我意识到，最为我们的精英学者神秘化、书斋化的古代社会，原来也存在在当下。即空间感的扩大带来时间感的延长，因此，孔子不如战国和秦汉的儒生们理解尧舜之间的开辟；反过来，时间的过去或未来维度在空间里可以找到影子，一如我们的未来维度一度在苏联、一度在西方，而过去在乡村。这个孤独探索形成的结论跟克明先生的方言观察异曲同工，只是我回到北京，尚未来得及向克明先生报告拙文“时空之美”，就收到克明先生的新著——他花费数年时间，为母亲整理的口述私人记忆文字《我这九十年》。

翻读之下，再感惊讶。原来这个到陕北当过知青的学者，绝非寻常的知青或文青，他原来来自一个有厚重历史的中国家族。父亲王一达，乃北洋政府的将军之子；母亲任均，是近代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革命志士任芝铭老人的小女儿。在克明先生的周围，有着清末民初直到共和国的风云人物，从任芝铭、孙炳文、冯友兰、张岱年，到任继愈、孙维世、蔡仲德、宗璞……

二

读完《我这九十年》，一时感慨良多。看到媒体介绍，也多是编辑和普通读者们的感受，而少有学者的涉足。可知这样一本平实的口述自传仍为浮躁忙碌的学界忽视，无意领略书中所含蕴的时代社会消息。好在任均老人只想给孩子们留点故事，都没想到会出版福泽于世。

在给克明先生的简短邮件里，我说，从这本书中的角度看，“人生百年之跌荡、权势之更移，都是可圈点的社会教育的好材料；长者之善通过细节表达得极好，不像时下流行者动不动要辩解什么或美化什么”。一种消费型读者希望看到“分析与反思”，只能遗憾“在分析与反思上，并无特别出彩和沉重的地方”，甚至分析说老人“没有强烈的痛感，也就缺乏反思”，说老人“对历史一脸天真”等等，多半忽略了本书的个人本位或说亲眷之情。

任均老人的亲友中阶级成分之复杂几乎囊括尽了清末以来的中国社会，这样的人有无“强烈的痛感”绝非对历史谬托知己者所能领略。只是一个本分的老人永远含蓄而和气，历史的惨烈在积淀中自然开结出至今尚未被当代流行文化思潮重视的花实，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比如老人谈起自己儿时即最好的朋友、外甥女孙维世，那种沉痛、平静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然而老人仍这样说了：“现在的情况是，杀人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不诅咒你们，但你们是谁？我想宽恕的，是谁？”

时至今日，还有类似小报文章在说孙维世死时的惨状。这位“红色格格”、周恩来的养女，在“文革”中离奇地死亡，至今仍给了无数文人道听途说、添油加醋般的想象，如说：“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惨死狱中。死的时候，手戴镣铐，浑身赤裸，遍体鳞伤。那一年，孙维世48岁。”如说：“孙维世也于1968年10月14日瘐死狱中，年仅46岁，据说死亡时浑身上下只剩下一副手铐，颅内被钉进一根铁钉……”自然，更多的是猜测她跟领导人甚至其养父之间的暧昧关系。只是这些文字多是文人之笔，而少查证谨严的史家之笔。这些加在亲人身上的想象，甚至泼在亲人身上的脏水，任均老人也许并不知道，她只知道“没有任何家人见到过维世的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