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自己手脚无力，像泄了气一般。我跑上楼去看我们的新家。

“什么也别碰。”妈妈说。

我站在厨房里，风经我的右侧，呼啸而过。我正奇怪妈妈为何要开窗，突然发现窗户其实是关着的，只不过窗上的玻璃不是没有就是破损，污黑的玻璃残片从木窗框中伸了出来。厨房的小桌和宽水槽里积着厚厚一层灰。我设法绕开遍地已经变脆的蟑螂尸体。它们个头巨大，骇人的身影下，粗壮的腿格外醒目。

卫生间在厨房内侧，门正对着炉灶。水槽和冰箱下面的暗黄色漆布有一部分被撕掉了，露出底下丑陋的地板。四周的墙壁裂开，鼓起的地方就好像它们吞了什么下去。有些地方的墙皮整块掉了下来，灰泥裸露，就像皮肤下面翻出的肉。

厨房跟另一个房间相连，中间却没有门。当我们走进去时，我瞥到棕色的东西慢慢退回墙缝里——是活的蟑螂。墙里可能还藏着大大小小的老鼠。我拿过妈妈手里的扫帚，倒过来，用扫帚柄重重地敲打地板。

“阿金，”妈妈说，“你会吵到邻居的。”

我停下来，什么也没说，尽管我怀疑我们是这栋楼里唯一的住户。

我心想，保拉姨妈在说谎，这个公寓已经很久没人住过了。我意识到了真相：她所做的一切都是设计好的——让我们在工作日而不是周末搬进来，在最后一刻给我们礼物。她想把我们扔在这儿，然后用工厂做借口迅速离开，在我们仍对她的好意表示感激时就离开。保拉姨妈不会帮我们的，我们孤立无援。

我双臂环抱着，说：“妈妈，我想回家。”

妈妈弯下腰，用她的额头贴着我的额头。她几乎挤不出笑容，可眼神却无比热切：“会没事的。你和我，妈妈和宝贝。”我们两个，我们一家。在美国的第一周，我和妈妈住在保拉姨妈位于斯塔滕岛的四方形低矮别墅里。我们离开香港抵达美国的那晚，外面很冷，而室内燥热的空气让我觉得喉咙发干。妈妈已经整整 13年没有见过她的大姐保拉姨妈了。自从保拉姨妈离开香港，远嫁自幼移居美国的鲍勃姨父，她们就再没见过面。我以前就知道鲍勃姨父开了家大工厂，总是奇怪这样一个有钱人为什么需要回香港讨老婆。如今我看到他走到哪儿都拄着拐杖的样子，明白了他的腿有些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