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他指定的空位上坐了下来。

博加特先生继续在黑板上写字。我坐得笔直，手背在身后，听着那些我根本听不懂的内容。

他看了我一眼：“你干吗这样坐着？”“对‘户’起，先生。”我说，但不知道这次又做错了什么。我看看周围的学生，他们大多懒散地靠在椅子上，有些人身子陷得太深，都快要躺平了，有些用手支着头，有些在嚼口香糖。在香港，学生们听老师讲课时必须把手背在后面，以示尊敬。我慢慢也放松了，把手放在桌面上。

博加特先生摇了摇头，转向黑板。

中午全班都去学校餐厅吃午餐。我从没见过哪个小孩子像这些美国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大吵大叫，一个个都似乎要上房揭瓦。餐厅管理员小姐从一桌走到另一桌，大声重复着根本没人听的要求。我跟在其他孩子后面，把餐盘放在一张长台上推着走。

午餐后，博加特先生发给每人一张纸，上面印着地图。

“这是个小测验，”他说，“填上所有首都。”

有些孩子开始抱怨，有些还是写了起来。我看看自己那份卷子，又绝望地扫了一眼旁边的白人女孩的卷子，想知道我们需要干什么。突然，卷子从我手底下滑走了。博加特先生站在我旁边，手里拿着我的卷子。

“不许作弊！”他说，他的鼻子和脸颊通红，像起了疹子一样。

博加特先生在我的卷子上写了一个大大的 “0”，然后还给了我。我觉得这个零发着光，那光芒全班同学都看得到。妈妈会怎么说？我以前从没得过零分，而现在每个人都认为我在作弊。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放学后打扫教室时好好表现，给博加特先生一个好印象。如果在这儿我不能成为一个聪明的学生，至少可以让他知道我是个勤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