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有免费的午餐吗？”我问。

她笑了：“傻瓜，大家都在这个餐厅吃饭，餐费含在学费里啦。”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沙拉吧，里面有各种我从没吃过的东西，比如橄榄，比如瑞士干酪。我吃惊地发现，那天的主菜竟然是叉烧肉配米饭，当然口味跟别的菜一样不地道：米饭硬而无味，猪肉只是从外面涂了红色的酱汁，而不是真的蘸叉烧酱后烤制的。不过又能坐在安妮特旁边让我很高兴。

午餐后，我们上了节生物课，老师讲了科学计数法、细胞结构这些我在香港没学过的内容，我听得饶有兴致。下课前，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大肠杆菌基因组有480 万个碱基对，人类的基因组有60 亿个碱基对，那么人类基因组碱基对的数量是大肠杆菌基因组的多少倍？

“回家以后想想怎么解这道题，”老师说，“有人现在就知道答案吗？”没有人动。慢慢地，我举起了手，老师向我点点头后我说道：“是1.25×103，先生。”为了再次说出“先生”一词，我差点儿咬到自己的舌头。

他没看名单就微笑着说：“啊，你一定是金伯利?张。”

回想我一整天见到的所有面孔，我并不是学校里唯一一个非白人，但确实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之一。两周后有一场物理考试，题目将涵盖质量、力、加速度等内容，大家对这次考试都很紧张。这门课涉及许多数学知识，我其实很高兴。有一天放学后，我看到其他孩子围在柜子旁，边做作业边抱怨他们什么都不会。

“我上次考试就不及格，”我听见谢里尔对她的朋友说，“如果这次再不过，我就要被禁足了。”

“这次考试更难，”库尔特说，“要是大家全都考不过，他们就没法算这次的成绩了。”

就在这时，谢里尔看见了我，她冷冷地说：“不会都考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