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无可选择的选择(1)

守住中国人的底线 作者:王蒙


4.无可选择的选择

中国传统儒家的忠君观念,转化为一种有君无我的道德精神、自我牺牲感情,很有几分感人乃至崇高伟大之处。《红楼梦》里的人物贾政,一直被新派批评家贬得一文不值,但每当我读到元妃省亲,贾政虽是父亲,但以臣子身份向贵妃行礼,并表白了自己对“今上”忠贞之情的时候,常常为之鼻酸泪下。

近读罗宗强著《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书中引用了《春秋繁露,天地之行》里的话:“为人臣者……朝夕进退,奉职应对,所以事贵也;供设饮食,候视疚疾,所以致养也;委身致命,事无专制,所以为忠也;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伏节死义,难不惜其命,所以救穷也;推进光荣,褒扬其善,所以助明也;受命宣恩,辅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归德于上,所以致义也。”读了这一段十分道德化与文学化(感情化、排比化、虚拟化)的文字,不能不赞叹一番,这可真是做到大君无私、毫不利己、肝脑涂地,“忠”了个一塌糊涂了。

以君为天、以臣为地,中国的政治学还这么“象征主义”地提出与解决问题,从这个“所指”上再去尽做与做尽“能指”的文章。中国自古以来喜欢用文学语言和比喻手段讲政治、讲政策,反过来又喜欢用政治语言政策语言讲文艺,这也绝了。这就加浓了中国政治的感情性、气魄性、道德性与不确定性,同时也加重了中国文艺的政治性、政策性、尖锐性。这个问题,我打算另文讨论。

根据罗氏的论述,两汉时的文人,虽无循吏的“直接施政”的责任,但在心理上对大一统的政权是亲近的。他们“大体是以文学侍臣的身份出现的”,所谓“倡优畜之,流俗所轻也”。就是说,他们是被“养”起来的一批文人。这也不足为耻为“轻”,既然君像“天”一样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覆盖,而且以强调君权君贵为基础建立并治理了、发育了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我们也就无权站着说话不腰疼地要求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等摆脱君王统治,实现独立人格与自我价值。

罗氏认为,随着政治的问题病入膏肓,“士”与政权走向冲突与疏离。“他们从忠心耿耿维护大一统政权的心态中解脱出来,走向自我”,乃有玄学之产生。这里,把玄学的产生完全归因于士人政治态度、政治心理,即士人与政权的关怀的变化,而丝毫未提及文化上的渊源,似令人不太满足。

魏晋士人心态,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话题。六十年代初期陈翔鹤写的小说《广陵散》与《陶渊明写挽歌》在当时那种沉闷与压抑的空气中,多少通了个气孔,让人从对嵇康与陶潜的回顾中获得某种感情的融通与激荡。当然,小说很快受到严厉的批判,情况变得更糟糕,陈翔鹤也在“文革”中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嵇康之祸的余波竟然延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好生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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