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的故事脍炙人口。尤其是他受戮前观日影而奏《广陵散》的无与伦比的浪漫主义风格才调，真神仙中人也。看来还得感谢司马昭，他虽然杀了嵇康，毕竟还给他留下了表现与完成自己浪漫主义结束曲的机会。杀人者亦有自己的“宽容”，嵇康不幸之中有大幸焉。

嵇康为什么被杀？罗氏认为是由于“他太认真”“性烈”“在思想感情上把自己和世俗对立起来”，罗氏最精彩的论述是：“以自己为高洁是可以的，以世俗为污浊则不可。”以致他认为这是嵇康的“性格弱点”。由于“认真”“性烈”“与世俗对立”，就要掉脑袋，这很可怕也很不好。另一方面，从嵇康本人方面探讨一下经验教训，并非没有话可说。

这一点很重要，不仅仅是为了处世、搞平衡、自全与远祸。许多年以前我就写文章主张“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是可以的或可以允许的，而“王麻子剪刀，别无分号”是要不得的，“党同”是难免的，而“伐异”有时候是愚蠢的与走向反面的。这里的问题在于承认价值标准的多元性与选择取向的相对性。人各有志，人各有境，应该允许百花齐放与多元互补。你选择了“越名教而任自然”，不等于人人或所有的士人都必须以你为样板。如果选择了入世，而且是在入世的努力中为百姓为国家以及从长远利益上说是为朝廷做好事，清正廉明而不是蝇营狗苟，那就没有必要视若雠仇。山涛向朝廷推荐嵇康代己为官，看不出有什么恶劣的用心，辞谢是可以的，写“公开信”与之绝交，就有点不合分寸。说实话，古往今来许多清高、伟大、寂寞之人，也不是一向寂寞的。阮籍就曾经想着入世，陶渊明也曾经“有过抱负，有过与时冥合的想法，并因此而入仕”。罗氏认为陶有“内心未能免俗的情结”，谁又能免俗呢？孟浩然也有过以诗求仕的记录，他在《临洞庭上张承相》一诗中便道出了“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的心曲。只是他不走运，一句“不才明主弃”（其实这句诗也显得酸溜溜的），得罪了皇帝，这才不得不“端居”到底，变得“高山安可仰”起来。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寂寞得伟大清高的人物。就以今人所尊敬的沈从文先生而论，解放初期，他见到解放军纪律严明，新中国气象万千，曾有过积极为新社会而工作也就是入世的想法，后来的“左”的现实，摧毁了他的想法，几乎使之精神崩溃，再后来才不得不孤独寂寞并从而被弟子颂扬得伟大起来。许多的清高带有被迫性。沈从文的可尊敬之处在于寂寞了也就实实在在地寂寞去了，直到“文革”以后，时来运转了，他也仍然是洁身自好，绝无失态之处。这就比一边做着隐士，一边又指手画脚、招摇卖弄、居高临下、出口伤人、与人为恶的自封的祖师爷作风强多了。李国文在《随笔》上写有《隐士难为》一文，读了令人齿冷。

笼统地说，一个比较正派、比较善意（儒家所说的“仁”）的人，入世或者出世，都会正派与善良一些。而一个褊狭峻急或者虚伪刚愎的人，出仕则是酷吏，出世则为伪君子，皆不足为训。当然，一般地说，为官者享尽了当时的荣华富贵，再搞些鼠窃猫儿腻的事情，更易被公众切齿痛恨。而在野名士包括被迫做名士或暂时做名士实为待价而沽的人，在文采风流的同时难免有多多少少的穷愁潦倒之态，因而容易赢得公众的同情。人们更多地去同情弱者和悲剧人物，这也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

罗氏书中讲的皇甫谧的例子很有趣。他“高洁之名甚大，而世俗与当政者亦始终对其备加崇敬”。他也隐居不仕，但辞官的原因只是自己有病，并不抨击官场或者时政。他后来还上表向皇帝借书，“无损于自己的高洁，又给皇帝增加了礼贤下士的美名”。当今之世如有这等人物，或被讥为八面玲珑处世奇术，但是单单从“术”的观点很难解释清楚皇甫谧的所为。庖丁解牛，已经不是“术”而是“道”了。这个道仍然是“仁”，是最大限度地肯定人生、肯定众人，包括与自己志趣不同的人，乃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减少一切消极因素，乃至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道则有量度、气度、风度。宰相肚子里撑得下船，这当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靠技术是扩展不了胸怀的容积的。容积问题，是一种智慧（能不能看得更透，能不能有自知之明等），是一种修养（所谓读书深处意气平，所谓耳顺与从心所欲，不逾矩），更是一种品格（所谓小溪最喧闹，所谓有容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