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的复杂环境中，大型造船厂之关闭必定会对经济产生冲击，影响了其他相关事业；同理，大规模的进出口贸易停顿也必然如此。1433年（明宣德八年。——译者注），由于一项小题大做的善变政策，中国的长期停滞期就此开始。戴蒙德指出，比朝廷里的故事情节更深一层的原因是，中国在政治上太过于中央集权，以致“一个决定就停止了所有中国的船队”。他将此决定与哥伦布可能受赞助的机会作了对比。哥伦布在被安茹公爵拒绝之后，又被葡萄牙国王、梅迪那西多那公爵、梅达色利伯爵相继回绝，最后在西班牙的伊莎贝拉王后与费尔南多国王那儿中了大奖。欧洲的政治分裂及其所导致的“去中央化”政策决定，给哥伦布及其他探险家提供了关键性机会，而身处于较富裕较先进的中国的航海家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像许多其他好事一样，一统性要在强弱适度时才好。分裂性亦然。1477年（明成化十三年。——译者注），在明廷试着要复苏跨洲海洋贸易时，兵部侍郎（刘大夏。——译者注）不仅下令禁止，更销毁关于之前航海贸易的全部文件。他称之为“恢诡怪谲，辽绝耳目”，并称船队带回的尽是些“蒟酱（槟榔）、邛杖（竹杖）、蒲桃（葡萄）、涂林（石榴）、大鸟蛋（鸵鸟蛋）”等无用之物。明廷既丧失了海图与记录等文献，也就结束了中世纪中国对外国的兴趣，以及其探险时代。

中国的这个错误转折，固然看似偶发无常，却带来了丧失科技领先以及同时缩进堡垒心态的双重打击。在中国这个例子里，放弃“理性”而换得的“神话”就是儒家思想，它是远古一位圣人留传下来的智慧与社会遗产，中国人认为它蕴涵了待人接物处世行为所需的全部准则。

每当作用因子是地理、气候、植物、动物、微生物或人口时，戴蒙德对于赢家输家的分析都是典雅精准并可预测的，然而一旦加入了人为的决定因素后，它就变得模糊不可靠。不过，就像他自己第一个承认的，一门人类历史的科学若省略了人的行为就太荒谬了。他的精彩分析，就其现有原状而论，确实是可以解释大部分文化赢家与输家间不平等竞争的结果。但我认为他不必要地框限了自己的解释能力，因为他最初提问题的方式是：是何种优势使得文化征服者得以在争斗中击败输家？

假使我们把这问题反过来问：是什么让输家注定要输？这个新问题的答案，大致可以用如下的原理形式来说明：输家面对的局势冲击过于剧烈，以致原有的制度无法适度应变，而变得不再切题，终被淘汰。这个原理给起自文化内部以及外来强加的变化与冲击都留有理论空间。

关于外来强加的改变，一个很普遍的例子是狩猎社会的疆土被征服者夺走。它的结果是，狩猎的实际技能与知识传承两者都从文化中消失。位于北极圈内的美国印地安人社区育空堡（Fort Yukon）最年长的一位居民，年约70岁，于1994年时曾这么解释：“我们的年轻人要我跟他们讲讲古老的打猎生活。他们以为再过那种生活好像会很美好很刺激，不需要去做学校帮他们安排的无聊工作。可是他们不了解打猎是多么难，也是碰运气的事。凭他们的技能根本没法在树林里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