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内部的冲击的一个例子是滥捕鳕鱼，这已导致加拿大纽芬兰一些村子里的渔民们无事可做。有些渔民可以适应这种情况，改捕其他鱼类和螃蟹，有些转到工厂工作（几乎总是些省府吸收进来并由政府辅助的短命企业）；许多年轻人移民到加拿大其他城市，还有的在捱时间，幻想着近海石油钻探的财富能及时回流到自己荷包。捕鳕鱼的技术现在还没被忘记，但若鱼源再不赶快恢复（在中止了10年后，目前没有这种恢复的征兆），技术就将丢失。

内部外部的震撼并无本质上的差别。若我们把人为的决定纳入考虑，那么戴蒙德之前的人类历史科学所丢失的是他创建一门真正的硬科学这个目标。加入了人为的决定，就像他做到的，也是我们必须做的，会改变科学本身，从一门硬科学变成软科学。

有些人很乐观地相信只要事情到了够糟的地步，就会转好，因为有慈善钟摆的效应。当文化运作得很健全时，慈善钟摆确实会摆动（有效的反馈）。矫正性稳定机制（corrective stabilization）能将抗议及投票的公众的意见回馈给执政者，这是民主政治的伟大功能之一。稳定机制也是某些商业创新的伟大功能之一，这些商业与市场联合，将生产与消费从饱受高成本低回报之苦的资源转向替代渠道或其他生产场所。

但一些有权势的个人与团体会为了自身利益去防止适应性的矫正，他们有许多方法阻挠这些能够自我组织的稳定机制，比如，利用刻意设计出的补助和垄断。或者，局势有可能让文化破坏过程偏流到一个程度，使得矫正的震撼可能显得比向下堕落更险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充满了这种变得可怕到无法矫正的偏流之例。例如，罗马国库不足（这有其自身的原因）导致无法准时且充足地给军队发饷，精锐部队因而自掌拥帝之权，来为自身谋福利。这就打乱了政府有条不紊的政位继承规则与政策，包括维持军团的预算，而这团混乱只会愈演愈糟，而不是愈好。在公元235~284年的这半个世纪中，古罗马共有26个由军队推举的皇帝，除了其中一个以外，全遭公然行刺或私下谋害。古罗马的其他主要建制，比如元老院及外交机构，也卷入这一连串怪异的事件，或因为它们自身的腐败，或因为恶性的偏流。

关于罗马帝国崩塌的人为因素，已有很详尽的研究了，从中可以学习的教训之一就是任何一件事都与其他一切相关联，不仅它的结果如此，它的起因也是。我们可以确定，戴蒙德所述的新月沃地的沙漠化并不是个简单的过程。至少，本来会威胁（为了燃料而消耗大量森林的）石膏产业并且妨碍牧羊的那些矫正性改变，在当时看来一定显得要比继续毁坏土地还不可行。

而在中国因政治纷争而导致自愿停滞的例子中，我们必须引入一个将问题复杂化的惯例事实——任何一件事都与其他一切相关联，并再加入我之前提到的现实情况：即使像中世纪中国这样注重文字并详细保存历史文献的社会，进行矫正行动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文化主要存在于人心及人身典范中，因此也有自然寿限。宝船队繁复的组成、财资、运作之中必定曾经投入了无数的造船、装备、航海、贸易的实务细节。随着具有这种惊人组织能力的人才逝去，文化的能力也必定尾随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