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马克思认为，“大陆上的革命”—欧亚大陆、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上反抗欧洲殖民主义的革命本身，就具有反抗资本主义世界进程的意义。1864 年，马克思代表欧洲工人协会致信亚伯拉罕·林肯，祝贺他再次高票当选美国总统。在贺信中，马克思指出，欧洲的资本主义，包括工业品市场和自由贸易，都是建立在美洲和非洲奴隶贸易的基础上，欧洲的大国崛起离开了美洲大陆的奴隶制、离开了世界范围内的奴隶买卖就不能得到解释。因此，南北战争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南方美国人对北方美国人的战争”，而是工人阶级率领着奴隶对奴隶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进行战争。因此，他把林肯称为“美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儿子”。

而当列宁在1913 年5 月18 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名文，以此祝愿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的时候，他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与马克思当年对待美国革命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亚当·斯密因为反对积累金银的重商主义而轻视货币，他不知道商品交换、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成为“大国崛起”的真正动力，而只有把一切财富都转化为货币化的资本，变成追逐利润的投资，方能构成西方大国崛起的动力。驱动世界市场的不是商品交换，而是被资本推动的暴力。

但是斯密却以为，伊比利亚人到美洲抢钱，以至于玩出人命来，这毫无意义。因为在他看来，钱无非是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积累金银对于欧洲的生产发展毫无帮助，发现美洲的意义仅仅在于为欧洲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因此，与其为了些金银把美洲印第安人的命革了，还不如留着他们给欧洲人打工。

斯密提出并坚持这样的观点：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关于商品的论述也就到此为止了。而马克思认为，斯密以及此后的经济学家们对于商品的理解是极为肤浅的，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丝毫说明不了什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一开篇所关心的就是什么是商品的“价值”？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商品的价值，也就是其金融价值。“价值”，这是商品在金融时代所取得的一种形态，而这种形态是只知道“商品市场”的斯密等人所看不到的。一件商品的金融价值可以远远大于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且可以与其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毫无关系。实际上，只要想一想今天北京的房价，你就会知道马克思究竟在什么地方超越了斯密的商品价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