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对于商品的价值做出了完全错误的解释。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就取决于其中内涵的劳动价值量或者一般劳动时间—这就是所谓的“劳动价值论”，而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权，在生产资料（资本和土地）完全被私人垄断的情况下，劳动的价值几乎是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的。实际上，只要你想一想奴隶制，就知道所谓“劳动价值论”究竟有多荒谬了。此外，斯密混淆了欧洲作为银行券出现的“债务货币”与当时在世界其他地区广泛流通的、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的金属货币（金银）之间的根本区别。结果，斯密就并不真正知道货币是什么，所以，他就不知道，虽然从表面上来看，金银对于欧洲生产力的发展似乎意义不大，但是却对白银缺乏而又以银为币的东方意义重大。大量的美洲金银被用于东方贸易，一方面使欧洲得以利用在斯密看来毫无用处的金银，近乎无偿地占有了世界最富庶的东方世界的产品；另一方面，欧洲贵金属的短缺则反过来促进了“银行券”对于贵金属货币的替代，促进了欧洲金融业和信用经济的发展。

因此，正是美洲的征服和印第安人家园的资本化，为日后欧洲对于东方的征服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通过债务驱动的暴力、通过革美洲印第安人的命，欧洲人不仅顺便革了非洲人的命，而且必将使这场革命，势不可当地扩大到东方，最终去革中国人的命。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这场革命必然地要“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下去”。

究竟应该怎样从世界视野来看待“银行券代替贵金属货币”这一世界经济史上的“大分流”呢？

1567 年，即明朝隆庆元年，中国实行钱粮改银之后，白银正式成为明朝的税收货币，伴随着美洲、日本白银的开发，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中国随之成为吸纳世界白银的“黑洞”。但是，历史的发展却证明：仅仅靠掌握白银，根本不能支配世界经济，明清两朝掌握了世界上主要的白银储备，但世界白银的产量、白银贸易的波动却会对中国王朝造成致命的影响，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前院长林满红的《银线》一书对此有细致的分析，我在拙著《五百年来谁著史》中亦多有涉及。此不赘述。

与明清两朝相反，西方的大国不是靠掌握白银起家的，而是靠建立金融制度、靠战争国债支配的殖民暴力起家的。贡德· 弗兰克这样指出：“白银资本”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他的这一发现划出了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时代。但是，弗兰克却忘记了：奴隶资本和奴隶贸易才是1500 年以降白银市场的基础，美洲的白银开采是以印第安人被消灭、以世界范围内的“盗人制度”（即贩奴制度）为基础而成立的。使得西方大国得以崛起的原始积累不是“白银资本”，而是“奴隶资本”。紧跟在伊比利亚人后面“继续革命”的是荷兰人，伊比利亚人革命的对象是西印度，荷兰人革命的对象则是东印度，荷兰人同样敢于革命、善于革命。

贩奴绝不是一种专门针对非洲的特殊现象，而是伴随着西方大国崛起而出现的世界现象，无论在非洲还是在美洲，无论是在东印度还是在西印度，这种现象的发生都是普遍的。世界市场建立的基础就是奴隶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