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事情却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这个国家之所以拥有独一无二的运气，主要归功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15世纪末，对于法国和卡斯提尔的君主来说，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特别是国家的安全，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势在必行。如果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裁军，它的命运将掌握在另一个国家手中。但是英国拥有大西洋这一天然屏障，可以防止他国入侵，同时，英国也很少参与欧陆的战事，因此尚没有建立常备军的需要。在接下来的两百年中，英国也一直没有建立常备军。17世纪初，政治科学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西班牙议会和法国三级会议的命运引起了国内议会的警觉，在认真分析了危险的性质和大小之后，我们在恰当的时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过长达三代人的争论，这些措施终于得以成功实施。

几乎所有涉及这场争论的著者都极力想证明，自己所在的党派坚定不移地维持旧有体系的原貌，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事实是，旧有体系再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凌驾于人类智慧之上的一条法律得以颁布，它明确表示，尽管在14世纪、15世纪的欧洲，特权阶层风靡一时，但此后的政府决不允许出现这一阶层。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的政体是否应该发生改变，而是如何改变。一股强大的力量打破了原来的平衡，陆续把君主立宪政体转变成君主专制政体。除非权力的重心从国王转向议会，重新调整权力平衡，否则，在其他地区发生的悲剧也将在英国上演。英国的贵族正要动用一切高压政策，比之金雀花王朝或都铎王朝，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除非这些贵族自愿接受金雀花王室或都铎王室未曾受到的限制，否则，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变成专制君主。

因此很明显，如果仅仅是政治因素在起作用，整个17世纪绝不会平稳地度过，君主和议会之间没有发生任何残酷的斗争，一定还有其他更具潜力的因素在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当都铎王朝处于巅峰时期时，一件事情的发生给整个基督教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命运增添了一丝色彩。在中世纪，欧洲再次掀起了反对罗马教廷统治的狂潮，法国的南部成为叛乱的首发地。因诺森特三世的精力、弗朗西斯和多米尼克年轻统治者的热情以及十字军的暴行都发泄在厌战的平民身上，他们将阿比尔派的教堂付之一炬。第二次宗教改革发端于英国，并迅速向波西米亚蔓延。康斯坦斯议会毫不留情地用火刑和手中的剑对付异教徒，清除了一批使基督徒和欧洲贵族蒙羞的失职牧师，成功地阻止和镇压了这场改革运动。人们不必扼腕叹息，实际上，新教徒自然而然地就会同情阿比尔派和罗拉德派，采取支持他们的立场。但是，开明温和的新教徒则怀疑，阿比尔派或罗拉德派的胜利能否给整个人类带来福音和美德。虽然罗马教廷腐朽不堪，但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如果这个教廷在12世纪，甚至迟至14世纪被推翻的话，那么，留下来的权力真空一定会被一个更加腐败的体系填充。到那时，纵观欧洲大部分地区，所有人都蒙昧无知，没有人能胜任牧师一职。在长达五百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人能创作一首赞美诗，书籍成为罕见之物且昂贵异常，绘画艺术也不为人知。《圣经》的手抄本在美感和精确度上大失水准，甚至不能满足佃农的需要，但却一字千金，连神职人员都无力支付。毋庸置疑，普通人想要拥有一本《圣经》手稿简直难上加难。因此，一旦人民摆脱了一种精神桎梏，一定会受到另一种精神的束缚，以前罗马教廷神职人员掌握的权力就会转移到一群更加糟糕的人手中。相对而言，虽然在16世纪，很多人都放弃了曾经带给他们自信和引导的旧宗教，但新信仰使他们犯下更加严重的错误。因此，马提亚和克尼佩尔多林以及贪婪无度、巧取豪夺、草菅人命的信徒能够在一段时间内统治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整体而言，这个世纪还是充满光明的。如果在暗无天日的岁月里，这些错误的先行者建立一个帝国，扭曲基督教的教义，使之变成残忍无道、无法无天的迷信，那么它所造成的危害不仅远远超过罗马天主教，甚至比伊斯兰教还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