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的反应表明了王室在面对这种情况时通常采取的政策，面对这条权力界限，王室成员的脾气火暴，他们的态度也盛气凌人，但他们对治下臣民的个性一清二楚。像他们的前任那样，他们的继任者也是如此。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王室成员并不会固执己见。正是由于都铎王朝对权力的审慎态度，他们的政权虽然屡遭反抗但从未被颠覆。国内如潮水般的不满声给每一位君主的统治都带来了麻烦，但政府每次都化险为夷，叛乱者不是被安抚，就是被镇压、受到处罚。有时，通过及时的让步，能够平息国内的敌对情绪，但一般来说，政府都采取强硬立场向民众求助，如果人民响应号召团结在国王周围，就能平息少数人的叛乱。

因此，从亨利三世到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在这种政体下发展繁荣。虽然没有明确的定义，或者说没有被人们清楚地感知，但这种政体已经孕育了现代政治机构的萌芽。还有一点同样重要：统治者对治下人民的精神和力量有所畏惧，防止了专制的出现。

不过，这种政体只适合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定时期。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完成劳动分工的那些因素，最终一定会让战争变成一种截然不同的科学和不同寻常的职业。当一个社会阶层倾其毕生精力为战争做准备时，这种政体也就走到了尽头。很快，你就会发现，当农民和市民遭遇职业军队时，尽管他们英勇作战，但仍无法坚守他们的阵地。因为职业军人花费了毕生心血为战争做准备，他们对危险十分敏感，动作像钟表那样精准。统治者再也不能放心地将国家的防卫交给从田野或织布机前招募来的士兵了，他们无力承担长达四十天的战争。如果一个国家建立了庞大的正规军，它的邻国必然争相效仿，否则就必须臣服于外国的胁迫。但是，一旦出现了庞大的正规军，正像中世纪那样，君主立宪政体也将不复存在，君主马上就会打破那些权力的束缚。在一个拥有常备军的社会中，这些规则的存在是多余的，除非国王愿意遵守这些规则，否则这个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专制。

这种变化也增加了逃避这些规则的危险，在中世纪的君主政体中，佩剑的权利属于贵族，而财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文明发展的过程就是贵族手中的剑对于民众越来越具有威慑力的过程，也是贵族越来越需要人民手中钱袋的过程。国王继承的财产再也不能供应政府的日常开支，如果没有广泛而有序的征税体系，要想维持一支数量庞大、训练有素的常备军简直是天方夜谭。欧洲立法会本来应该采取的政策是，坚决维护自己给予或扣留财政资金的宪法权利，这一立场绝对不能动摇。在获得足够的反对君主专政的保证之前，绝不能为供养军队提供财政支持。

这项明智的政策只在英国得到贯彻执行，在相邻的王国中，组建庞大的正规军已成定局，却没有提出新的保障公民自由的政策。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各地的议会组织都形同虚设。在法国，议会本来就疲软无力，这样一来，议会就更加死气沉沉，最终因孱弱不堪而被取消。在西班牙，议会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具有较大的权力，为了生存，它也做了殊死挣扎，但为时已晚。托雷多和巴利亚多利德的手工工人与查理五世的精锐部队殊死一搏，想要维护卡斯提尔议会的权力，注定无果而终。年轻一代的萨拉戈萨公民为了维护阿拉贡的古老组织，奋起反抗腓力二世，最终也铩羽而归。欧洲君主的这些国家议会，曾经也和位于威斯敏斯特的议会一样，影响深远且富有权威，最终却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摆设。他们或许会相遇，就像我们今天的集会一样，如果他们遇到了，那就讨论一下议会那古老的组织形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