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像政府需要新教徒的支持一样，新教徒也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庇护。因此，双方都做出了巨大的妥协，一个联盟由此形成并发挥自己的影响，这个联盟最大的成果就是英国国教的诞生。

自从宗教改革之后，国内又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而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英国国教的诞生都激发了他们的热情，加之英国国教的特殊性质，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事件的发生。如果我们不联系英国教会体制发展的历史，我们就无法对英国历史的特殊性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政府和新教徒的联盟促进了英国国会的诞生。在这个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大主教克兰默。那时，政府和新教徒需要互相扶持，而克兰默在二者之间左右逢源，他既是神圣的主教，又是国王的朝臣。作为神圣的主教，克兰默已经全然准备好要效法瑞士或苏格兰的宗教改革者，致力于英国的宗教改革事业。作为国王的朝臣，他竭尽全力保留一些宗教组织，这些组织在过去的许多年中，一直为罗马的主教服务，而如今，它们或许也能满足国王及其阁臣的需要。克兰默的性情和对教义的理解使他非常适合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对宗教事业非常虔诚、未达成协议不择手段、对任何事情都兴趣索然、敢于异想天开，在行动上却小心谨慎、见风使舵，克兰默是一个易于安抚的敌人，也是一个若即若离的朋友。他穿梭于各处，广泛联合罗马天主教在宗教和世俗领域内的敌人，妥善处理他们的关系。

直到今天，国教教会的组织形式、教义以及宗教礼仪都带有明显的妥协痕迹，这些痕迹与生俱来。国教教会奉行中庸政策，处于罗马教廷保守派和日内瓦激进派之间。教会的信仰告白和宣传的教义都是由新教徒撰写而成，其中包含的理论原则，甚至连加尔文和诺克斯都举双手赞成。国教教会的祷告文和感恩祈祷节选自古老的祷告书，这种祷告非常流行，甚至红衣主教费希尔或波尔都会诚心加入祷告者的队伍。一些能争善辩的人认为国教教会的文章和教义充满了阿米尼乌斯派的色彩，还有爱好争论的人拒绝承认她的教义中包含洗礼重生的信条，那些忠实的信徒就会认为这两者都不可理喻。

罗马教廷认为主教制是一项神圣的制度，上层会通过覆手礼施恩于下层，从十一信徒在耶稣山接受他们的使命开始，到主教们在特伦多大会上聚首，这种制度已经被五十代人接受。另一方面，大部分新教徒确信主教制是非法的，他们努力在《圣经》中寻找一种全新的宗教管理体制。英国国教的创立者们奉行中庸之道，他们保留了主教制度，但从未宣称主教制度是基督教社会的福音或圣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实际上，克兰默曾经开诚布公地在一个重要的场合公开了他的信念：在大部分时间里，主教和神职人员并无差别，覆手礼等繁文缛节都是多余的。

对于长老派信徒而言，公开敬拜在很大程度上是牧师们的职责。因此，一天中的任意两场集会，或者同一场集会的不同时间段，他们的祷告词也不尽相同。在一个教区里，牧师们的祷告词文采激昂、雄辩流畅、富有哲理；在另一个教区，他们的祷告词就变得疲软无力、荒谬可笑。另一方面，无论在印度和立陶宛，还是在爱尔兰和秘鲁，几个世纪以来，罗马教廷的神职人员每天都在重复着相同的祷告文、信仰告白和感恩祈祷。宗教仪式采用的是消失的语言，只有博学多识的人才能理解。而且人们只能以旁观者，而不是听众的身份去参加大部分圣会。关于这一点，英国国教同样采取中立的立场，她借鉴了罗马教廷进行祷告的方式，但是祷告的语言通俗易懂，在牧师布道的过程中，不识字的群众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